在重庆这座城市，由于码头的重要性，因此码头也是个来钱的地方，这必然会被各方的势力盯上。为了维护各方势力和人群的利益，人们自发组织起帮会，帮会有帮规，有老大和大小各分舵的头目，用于管理各个码头和平衡各方的利益。
在明末清初，打出“驱除鞑虏、反清复明”旗号的“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哥老会”，在清末逐渐流入四川，四川便通称为“袍哥”(那时候重庆也属于四川)。
由于袍哥组织是以够哥们，讲义气为特点，很多青年都加入寻求保护，这袍哥逐渐就成为管理码头的帮会组织。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同盟会”的策划下，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骨干，导引农民推翻清朝政权，袍哥由地下走到了公开，大量的下层群众蜂拥参加袍哥组织。
至抗战前夕，重庆有六七万袍哥。当时重庆人口才47万(主城)，即超过10%的人加入袍哥。这还是按总人口算的，如果再减去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个比例更加惊人，超过一半的青壮年加入袍哥。想想看，一个城市超过一半的青壮年都加入了同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多么的牛逼?
那时候，基本上各个地盘都被袍哥组织控制，不只是码头，袍哥的地盘都叫码头。
到一个地方，不拜袍哥的码头，不管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哪怕是讨饭，都混不走。
因此，重庆这个城市，就通通被打上了袍哥的烙印。重庆的文化，就是码头文化，也就是袍哥文化。袍哥发源自清朝初年
“袍哥”的发展经历过三大历史阶段。
这些帮会发源自清朝初年。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取代明代政权后，民间发生“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其中一个规模较大的“天地会”组织，后来分出“哥老会”，后来逐渐流入四川，统称“袍哥”。
到了民国时期，国共两党都曾利用其力量进行政治、军事活动。
据记载，袍哥帮会当时进入了西南各省，四川的党、政、军、农、工、商界等，都有人参加袍哥组织，袍哥的影响力在这段时期广泛扩大。
抗日战争期间，袍哥组织数量更不断增加，各地盘都被袍哥组织控制。
不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袍哥会”被视为帮派性质的非法组织，逐渐被政府镇压，走向灭亡。
在新政权看来，袍哥们虽然为抗战和新中国成立做出一些贡献，但他们如同“黑社会”而不守社会规则的运行方式，对社会构成危害。
袍哥在川渝民间留下烙印
如今，袍哥会虽然已不存在，但袍哥们义气之上、提倡互相帮助、豪爽自由的一些“江湖特性”仍深植于重庆和四川民间，被并一般民众普遍接受乃至推崇。那么，袍哥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否还有立足之地?
年轻时曾当过水手的重庆作家兼媒体人姜汤认为，码头与袍哥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重庆当代民众文化基因和行为方式的特质。他认为，官场如今要破除这两种文化，是其组织体制内的规定，但“如果连民众都不准说码头文化，那就不对了”。
不过，在学者蔡敏看来，码头与袍哥文化更多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种城市记忆，在现代生活扮演的角色不大。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则如此看待：“江湖是古代一种梦幻的武侠境界，但现实是法治社会的生活。我们也需要义气，但这股义气也应是法制框架内的义气。”
袍哥，毕竟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建国以后就被取缔了。
但是袍哥文化中的一些积极的东西，对重庆人的影响很大。
袍哥文化的核心就是兄弟至上，义气至上。这种文化塑造了重庆人耿直，豪爽的性格特征。
因此，码头文化(准确地说是袍哥文化)，构成了重庆人性格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