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又称《国策》，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之称，是从当时鲁国编年史《春秋》一书而得名的。“战国”一词，虽然在战国时代已有，但只是用来指称当时的七大强国。不过汉人也有称战国的，如刘向。又因为《战国策》经过西汉刘向的整理命名之后，“战国”作为继春秋之后一个时代的名称，遂为后代学者所共认。《战国策》在未经整理校定之前，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整理校定之前，《战国策》卷帙颇为混乱，文字错讹甚多。西汉刘向就中秘所藏之书，以国分别，以时相次，去其重复，校成定本，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合为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史书，但却不是一部信史。它虽是分国记事，但不像《左传》那样按照编年的次序记载历史，与其说它是一部国别史，毋宁说它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的汇编。不过，尽管《战国策》非信史，这部奇书却为我们描绘出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时代风貌与瑰丽恣肆的人文精神。
与《左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完全不同的是，《战国策》展现了纵横策士全新的、“独创的”纵横策士的思想，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战国策》里首先高唱着的是重士贵士的思想，在《齐策四》的《齐宣王见颜斶章》里，颜斶公开亮出了“士贵耳，王者不贵”的口号，对于传统的“王者贵而士人贱”的观念给予极大的冲击。同样的，策士王斗要见齐宣王，竟要齐宣王亲自来迎接。（《齐策四》）“趋势”还是“趋士”，成为检验士人与君王态度的标准。贵士、重士的思想观念，不但是策士阶层本身的存在与追求，也为一些思想敏锐的国君所接受。秦昭王见范睢，又是“屏左右”，又是“虚无人”，一而再地“跪而请”，礼节隆重，态度恳切，完全丧失了君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威风（《秦策三》）。至于燕昭王，则筑黄金台大规模地求士了。作者刻意突出士的重要作用，宣扬贵士重士的思想，体现了战国时期对知识和士人的尊重。
其次是赤裸裸地宣扬重利轻义的价值观与鄙视传统的行为准则。战国时期的纵横策士，并非有始终如一的政治主张，当然更谈不上信仰。纵横之术，不过是他们猎取富贵功名的工具。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虽使出浑身解数而惠王不用。在秦国碰了一鼻子灰，苏秦回到家里又受到家里人的冷落，此时他说的一句话，颇能揭示当时的心态：“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秦策—》）“求取卿相之尊”，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顽强进取的力量。苏秦感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势位富贵”是他的最高理想。同样的像张仪，尽管不断受挫，但“舌在足矣”，支持他的也是要猎取“势位富贵”。纵横策士以追求富贵作为自己的理想，以有利可图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公开打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旗帜。吕不韦以商人贾利的算计立秦异人，秦宣太后甚至以“髀加妾之身”“少有利焉”这样粗俗的比喻，决定是否出兵救韩。这与儒家的“君子不言利”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
与追逐功利思想紧密相联的，是对礼义诚信的否定。《左传》有浓厚的崇礼倾向，然而在《战国策》中，作者鼓吹的是不择手段追逐功利的人生哲学，什么礼义诚信，忠孝廉耻，都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丝毫无法规范士人们的行为。在战国时代，礼义诚信受到冷落与鄙弃，已是很普遍的情况。苏秦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之后家人对他截然不同的态度，已足以说明在当时的一般家庭当中，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已不再是虚伪的孝悌礼义，而是功名富贵。战国策士否定礼义，鄙弃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崇尚的是权谋，是对背信弃义的无所谓。正如刘向所说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战国策序录》）。张仪以六百里地骗楚怀王之事，大家最为熟悉。同类的例子还不少。真正代表《战国策》一书的主要倾向的，是以苏秦、张仪等人为代表的纵横家的思想。纵横家的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无怪乎后人惊呼：“《战国策》，叛经离道之书也。”（李梦阳《刻战国策序》）
战国的时代，是众士如云唱大风的时代。《战国策》真实地展现纵横策士的风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苏秦和张仪。苏秦起于“草根”，不过“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他曾自称为“东周之鄙人”。张仪也经历过失败的痛苦，和苏秦一样，有着坚忍不拔、顽强进取的精神。他们都是由失败走向成功的纵横家的英雄。多智善谋，或者说擅于“长短纵横之术”，是战国策士们最大的本领。智慧的运用，又转化为具体的谋略与计策。范睢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冯谖为孟尝君经营三窟，邹忌讽齐威王纳谏，不能不说是策士智谋的成功。甚至一位女子齐君王后，也能以“引椎击破玉连环”的智慧击碎秦王的挑衅。智慧的运用，在于深刻地把握种种矛盾的复杂关系，充分利用诸矛盾之间的交叉点与空隙，把握矛盾冲突中所产生的有利机制，利用矛盾，制裁他人。策士游说诸侯，要洞悉天下大势，熟知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握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恩恩怨怨，还要准确掌握此时此地人主的心态，投其所好，才能成功。战国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时代。智谋策略是策士的资本，反映了知识阶层的智能与价值。作者大力崇尚智谋策略，与其重士贵士的思想倾向是相一致的，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作者描绘了众多奇智异策的诡谲多变与成功，无疑为策士这一人物群像增添了异彩。
再者，《战国策》大量的展示了纵横策士们铺张扬厉的游说之词，所谓“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清人章学诚语），其词或披肝沥胆、剖露心迹，或激扬磊落、感人肺腑，或侈陈厉害、危言耸听，“沉而快，雄而隽”，气势充沛，如江河直下；文笔流丽酣畅，美妙动人，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策士们还好以寓言说事，所以《战国策》多寓言故事，所谓“利口者以寓言为主”（《史通·言语》），这与诸子文章一样，也是游说的需要。读策士们的说辞，好像是专以口舌辞说取得成功。其实，他们都是通晓各国政治历史，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虽然主张不同，但是只要迎合君王的需要，他们是足以充当“智库”的。这就是在七雄纷争的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和机遇，造就了他们的成功。
战国的时代精神，还体现在另两种人身上。一个是当时眼光敏锐的君王，一个是出身草根的行侠之士。在七国争雄的背景下，君王们需要“智库”，寻找“智库”，纳士是明智之举。前面说的齐宣王、秦昭王、燕昭王，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战国又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表面上看是一次军事改革，本质上也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变革。赵武灵王改革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国外族的入侵。虽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但他用“时移则势易”的辩证观点，批判了那些因循守旧的保守派，向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行侠之士的代表有荆轲、聂政、豫让。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见义勇为，不畏强暴，重然诺，轻死生，敢于为反抗强暴而赴汤蹈火、壮烈牺牲。荆轲是一位反抗暴秦的英雄。在当时崇尚行侠的文化背景之中，荆轲是这些侠士的典型代表之一。聂政，出于感恩报德的动机，为严遂刺杀韩相国韩傀。豫让则更为惨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又吞炭为哑，变其音，忍辱负重，行刺赵襄子。今天，我们并不提倡这些侠士“士为知己者死”的冒险行刺作风，但这就是战国侠士的风神，这种为了正义为了报恩而献身的壮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
《战国策》的“叛经离道”，背离了儒家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一直为儒家正统观念所鄙弃。宋代的曾巩重校刊刻《战国策》，并非为了弘扬这部名著，而是为了作为批判的箭靶。他认为战国策士只知“论诈”、“言战”，驰骋辩说，其所作所为完全有悖于先王之道与孔、孟之意，所以终至亡身灭国，“为世之祸”。刊刻是为了“放而绝之”，目的在于“明其说于天下”，“知其说之不可从”。明末的陆陇其，一方面认为“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又认为“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此书有大毒，要“去毒”。另一方面，《战国策》作为“史料”而言，也的确存在着真赝杂糅、真伪参半而又年代不详等问题，掺入不少“增饰非实”之辞，影响了后人史著的写作，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也将错就错地引用《战国策》史料的许多错误，因此为后代考文者所诟病。今人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出版）称，今本《战国策》中属于拟托之作，竟有九十八篇之多。缪文远之作，萃集众家之说，分析判断，旁通曲证，求其本真，堪称辨伪的集大成著作，可以让我们了解今本《战国策》的真伪。今天读者阅读，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战国策》（其后附有马王堆出土帛书）。此外，缪文远的《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出版），何建章的《战国策注释》，在细致考辨的基础上重新校注，都是值得细读的著作。另外，一九七三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种类似《战国策》的帛书，共二十七章，一万一千多字，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战国纵横家书》。在这部《战国纵横家书》中，有十章见于《战国策》，八章见于《史记》，有十六章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据考证，这大概是秦汉之际编辑的一种纵横家言的选本，尤其保存了大量已经散佚的苏秦游说资料，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也可以补充战国时代的一些史料。拿它与《战国策》对照而读，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补充。（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