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不能怪郭主播念错了。因为不仅是《新华字典》，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没有六个“L”的读音。
所以，字典似乎对“方言”有偏见。书桌上的《辞海》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局部变异。“在民族语言中，随着共同语影响的扩大，方言的作用逐渐缩小并趋于消失”。
我不是研究汉语的专家学者。虽然我无意评论字典定义的准确性，但也不能认同方言随意“消失”的观点。不是吗？在一些地方，或者在一些领域，方言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百里不同风，百里不同社百科。”我的家乡磐安，位于浙江中部腹地，毗邻东阳、永康、缙云、天台、仙居、新昌等6个县市。至少有六种方言有不同的口音和各自的音韵。其中比较单一的是玉山梯田，几乎都是同一种语言，发音介于盘山和安雯之间，中间软中间硬。盘山有三种语言，一种是安雯和盘山东北台之间的语言，一种是二年级和威县带有“仙居话”的语言，一种是钱芳和四协地区带有“天台话”的语言。无论是“仙居”还是“天台”，都吸收了邻县语言的精华。好像两三个地方混在一起，说话像莺一样，轻柔婉转，很美。然而，最丰富多彩的方言是安雯电影，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方言。如果你从安雯到双峰旅行，每十英里你就会听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方言。
80年代初，磐安恢复县建制。有一年夏天，东阳人杜老师被分配到磐安县天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教书。当杜先生是新的，学生们跳向前来迎接他，并打扫教室和杜先生的宿舍。临走前，一个学生问杜老师:“露丝，历经千辛万苦还不去投票？”杜老师一头雾水，只好问:“你说什么？”学生重复了几遍，但杜老师还是不明白。学生不会说普通话和东阳话，而杜老师不懂天台话，只好“嗯嗯”的迷糊答应。
过了几天，杜老师渐渐习惯了一些当地的口语，然后他才知道，那天同学们问他的问题是“你早上会看书吗？”还有一次，一个学生对杜老师说:“到头来还是鹅，到头来还是麦穗。”当时杜老师对天台话略有了解，知道晚上在学生家里请他吃馒头，因为馒头是聚会前当地有名的小吃。然而到了学生家，杜老师才知道“麦头”不是馒头，是玉米饼。这些有趣的故事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杜老师总是津津乐道，每次说起都会开怀大笑。
事实上，类似现象并非磐安独有。中国孩子长相差不多，说的方言也跟当地的食物一样。酸甜苦辣咸爽口。比如东阳市的口音可以分为南乡和北乡，有些词的叫法也不一样，比如“玉米”。南乡的人称“野草”或“苞”，北乡的人称“六谷”。有些单词的首字母发音不同，比如“东阳”。南乡的人会说“农阳”，北乡的人会说“东阳”。有些词在发音时会改变元音和声调，比如“好”，南乡人读作“后(三声)”，北乡人读作“好(四声)”。
方言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语言。一个地方的语言会随着人口的迁移而逐渐趋同。比如杭州的“杭浦话”，金华的“吴语”，就夹杂着北方口音。印象中，只有温州不受影响，千年不变，总是那么难以理解。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证明——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们的密码被敌人破译了。无奈之下，指挥官只好叫来温州土兵当记者。温州话震天响，别说外地人，就是我们的指战员，就像“鸭子听雷”，我根本听不懂。
现在是讲究“时尚”和“潮流”的时候了。方言作为一种文化，是一种带有浓厚人文色彩的语言。在很多场合，口音似乎代表着地位。当时电视剧《霍元甲》的热播，让用粤语演唱的主题曲风靡全国。后来，每一位伟人都发表南巡讲话，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备受瞩目。它的方言，粤语，怎么能被听到，激动呢？
“老乡见老乡，眼里都是泪”，因为他开始说话了。“一个人在异乡是异乡人”。有一天，我突然听到了那种地方口音，像是天籁之音。它又甜又亲切。能不感慨万千吗？当时台湾省有三位知名人士先后访问大陆。所到之处，无论是演讲还是接受采访，他们偶尔吐露的几句方言既活跃了气氛，又融洽了感情，真正表达了“年轻人离家，老年人回老家，乡音不变”的意境。
如今，我们经常在银屏上看到领导们迈着方步，说着方言，神情凝重，魅力十足。据悉，该局长曾采纳语言学家的建议，试图让领导说普通话，但一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失去了领导的“架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顽强的生命力，主要是因为它植根于深厚的地方文化。即使枝叶枯萎，强大的根基依然存在。当然，没有人会怀疑推广普通话的深远意义。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当某种方言被淘汰，就意味着这一地区某种文化的消失。正如美国语言学家所说:
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意味着失去一个卢浮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