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汉宣帝时期，王褒作《洞箫赋》阐释儒家雅乐内涵，来响应宣帝推行儒家礼乐文化的政策。其中，竹材的德化，制箫的合礼，瞽朦的奏乐，声之妙的道德属性，声之感的教化结果，总赞的中和等方面体现了《洞箫赋》对儒家礼乐文化的继承，以及王褒对儒家中和之美的推崇。在继承的同时，《洞箫赋》因其本身的文辞优美，意蕴深厚，及在辞赋史上超然的地位，对后世其他音乐赋的创作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以此也促进了儒家礼乐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王褒；洞箫赋；儒家礼乐文化；继承；发展
西汉宣帝时期，王褒创作了声辞并茂的《洞箫赋》，是现存最早的，完全以音乐为描述对象的骚体赋作。在萧统所编的《文选》中，卷十七“音乐类”第一篇记载的就是王褒的《洞箫赋》，称得上是“音乐赋之祖”。 在赋史上，除了以首开的题材和独特的艺术视角令人瞩目之外，它还确立了汉代音乐赋的创作模式，并且，《洞箫赋》本身就是辞赋中的佳品，文辞优美，蕴含丰富，具有极为深远的地位和影响。“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1］王褒处于西汉宣帝时期，作为武帝曾孙的宣帝，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政策的感召下，也十分重视儒家的礼乐文化建设。作为宣帝时期的赋作家，王褒的创作无可避免地带有比较鲜明的儒家色彩。《洞箫赋》所阐释的就是儒家雅乐内涵，其音乐思想与儒家礼乐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与《礼记·乐记》的深刻内涵也是相通的，《洞箫赋》对儒家礼乐文化是有继承也是有发展的，它的作用是承上启下的。
一、《洞箫赋》与当时的礼乐文化建设
王褒，字子渊，西汉蜀人，他与司马相如、扬雄并称“蜀中三大家”，都是汉赋杰出的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萧统的《文选》，王逸的《楚辞章句》等古籍都有关于王褒赋作的记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已不可见。明代的张溥根据古籍中的记载，辑录王褒文赋八篇为《王谏议集》，可算是王褒流传于后世的全部著作了。作为两千多年前西汉宣帝时期的赋作家，有八篇作品流传千古，也不失洋洋大观。王褒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他的《洞箫赋》，其结构布局比较完整，文辞优美。文中详细地描绘了洞箫的制作材料竹子的生长环境，生动地记述了工匠的精工细作，及对洞箫的调试，然后是音乐师极为高超的演奏技巧，再接着是音乐的效果和对人的影响及作用。王褒创作《洞箫赋》，通篇只以一“箫”作为描写对象，基本上围绕了“竹材，制箫，发声，声之妙，声之感，总赞”这几方面来描写，寓意委曲深致，爽目清心，手法条畅洞达，穷变于声貌。在《洞箫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王褒积极阐述的儒家雅乐内涵，以及他所推崇的儒家礼乐文化，并且以礼乐教化天下，达到历代统治者所期望的海内升平，百姓安乐，一派繁荣与祥和的景象。
礼乐教化的思想并不是由儒家首创的，而是历史久远，发轫于遥远的上古时代。“礼乐”作为“教化工具”起源于原始的巫文化，是远古的氏族祭祀祖先神灵，沟通天地人神并藉以教化人民的主要途径。《史记·乐记》记载，“上古明王举乐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在古籍中有许多关于“先王乐教”的记载，后代许多的学者也研究礼乐教化。清代学者俞正燮指出，“通鉴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2]近人刘师培也认为，古人虽把礼作为教化人的根本，列在六艺的首位，其实乐才是六艺中教化百姓最直接最有效果的途径。其实在上古时期，“礼”与“乐”本就没有明显的划分，可以当做一体，“礼”就是祭祀乐舞，所以“乐教”即为“礼教”。古史传说周公“制礼作乐”，其后，礼乐教化逐渐成为周王朝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后世的许多朝代也都效仿以礼教治理天下。
春秋以来，诸侯之间的征战，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使“礼乐文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礼乐教化的传统面临土崩瓦解的命运，此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自觉地站在了维护“周礼”的队伍上。一方面，孔子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并尽全力将西周以来“官学”的“六艺”之教推广到了百姓之间；另一方面，孔子、孟子、荀子及他们的门人都对“礼乐教化”进行了丰富的阐释与拓展。发展到西汉，武帝遵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充分重视儒家的学说，从而使儒家的根本地位确立下来，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对上古以来的礼乐教化传统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接受、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的儒家礼乐文化，渗透到古人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在今人的身上也能清晰地看到儒家礼乐文化的影响。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儒家一直追求的是礼乐结合，将“礼与乐”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礼乐之体”，都生活在“礼仪之邦”。
王褒处于西汉宣帝时期，在宣帝之前，昭帝时期的礼乐有些衰微，《汉书·郊祀志》记载，“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3]在其他史书中有关汉昭帝的记载也很少涉及礼乐方面的活动。此时的礼乐衰微与特殊的政治环境相关，昭帝为武帝最小的儿子，八岁登基为帝，在位期间一直未能亲政，“不能指望在国务中起积极作用。”[4]这一时期主要由霍光执政，他在当时堪比周公，“处伊尹，周公之位”[5]，但是霍光本人并不重视这些礼乐方面的建设工作，堪比周公却不是周公，他不能像周公那样制礼作乐，也无所谓去维系武帝时期礼乐隆盛的局面。此外，武帝虽雄才大略，却好大喜功，导致征战不断，在他晚年统治期间经济发展缓慢，民生凋敝，怨声载道。昭帝即位，与民休养生息成为“时务之要”，礼乐之兴自然不是所重视的。此时与礼乐文化相关联的文学，也没有武帝时期《子虚》、《上林》之大气势。“诗赋衰落，少有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6]与之前武帝，之后宣帝时期文学成就相比，昭帝时期的文学也随礼乐中衰，诗赋创作均进入低谷阶段，三朝文学的发展略呈“U”字形。[7]
汉宣帝致力于礼乐文化建设，这与复杂的政治环境相关，与文化、经济等条件也关系密切。宣帝即位之初，最首要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明正统，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信也，言之必可行也”。[8]宣帝为武帝之曾孙，卫太子之孙，卫太子因巫蛊之祸不容于武帝，也一直被定义为“罪人”，作为其子孙的宣帝，他继位的合法性自然面临挑战，所以宣帝不得不将他继位的血统追溯到曾祖武帝，兴礼乐以尊武帝正统，使他的继位名正言顺。皇位合法之后要做的就是巩固政权，收回天子的大权。霍光在世时，宣帝也一直无法亲政，只能在 “宗庙祭祀”的范围内兴礼乐以尊武帝正统来向天下证明他才是真正的皇帝。霍光去世之后，宣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除霍氏残余势力，终于收回旁落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皇权，强化皇权即成当务之急，兴建礼乐无疑是极为重要而又有效的手段。此时，儒家思想已是正统思想，社会经济有了相对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宣帝有理由，有条件致力于儒家礼乐文化建设，推行雅乐无疑是宣帝兴礼乐的重要一环。王褒笔下的“洞箫”只是一种器具，与雅乐的“颂”义无关，只有把它当作“礼乐之器”，发掘其深刻的内涵，才能与雅乐“颂”义有所联系。王褒《洞箫赋》的创作与宣帝兴礼乐的背景相关，其赋作本身也是兴礼乐的重要活动。儒家经典《礼记·乐记》集中论述了儒家礼乐文化的灵魂与精髓，其深刻的内涵被王褒的《洞箫赋》所继承与发展。
二、《洞箫赋》对儒家礼乐文化的继承
竹材的德华。“原夫箫箫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此句指出了制箫之材的竹子生长的地方，即江南的土山坡上。竹子生长的环境并不是很好的，而是非常恶劣，其旁的山侧，“岖嵚岿崎，倚巇迤”，让人“诚可悲乎其不安也”，且又有“秋蜩不食，玄猿悲啸”，令人徒增凄凉。而生长在此地的竹子之所以成为制箫的良材，一方面在于顺应天势生长，扎根深厚且有玉液滋润，“托身躯于后土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又吸收了天地的精华，伴随着阴阳的变化而生长。另一方面是由于战胜了长期的磨砺而蜕变。其生长环境恶劣，与成长相伴随的是秋蜩、悲猿等凄苦的动物，可以说是生在恶劣，长于凄寒，就是在这样的历练与蜕变之中，竹形成了宁静致远淡泊之德，成功成为制箫的良材。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洞箫赋》以竹材比德，认同“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的思想，所以才会有幸承蒙圣主的大恩，将竹子制成的乐器谥为“洞箫”。同时，王褒强调竹材所处的险峻凄寒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仍能成为大器之才，也是赞同儒家逆境造才，唯才是用的思想，这些“大器之才”终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圣主所使用的，儒家礼乐文化的最深层的目的正是维护圣主有等级的统治。
制箫的合礼。《礼记·乐记》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天子之乐，赏的是有德的诸侯，有德的诸侯每一步都要循规蹈矩，严格按照诸侯应遵循的“礼”。同样，“洞箫”的制作也要在“礼”的规范内。“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各种装饰为“锼镂里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抐擫鑈”。所有的一切都要符合制定的礼制，不能有丝毫逾越之处，如此方能称得上是“德盛而教尊”的“礼乐之器”。“礼”是中国人世界里行为习俗的准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否遵守“礼”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准则，“礼”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统治秩序，古代的中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君与臣，父与子等的关系上都严格按照“礼”的标准，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洞箫的制作过程中，一切的程序、模式、装饰都在“礼”的规范内，合“礼”的洞箫才会被人们所接受，才是真正的礼乐之器，才会演奏出让人心旷神怡，肃然起敬的雅乐之声。孔子终其一生为“礼”奋斗，在他的影响下，“礼制”一直被统治阶级所接受认可，让他们成为百姓心中高不可攀的天子。宣帝继位之前，可谓历经坎坷，他需要儒家的“礼”为他创造帝王的荣光与威严。王褒是当时的谏议大夫，描写的洞箫制作过程处处合礼，暗示世人，以“礼”约束自我，为统治阶级服务。
瞽朦的奏乐。瞽朦奏乐是一段很震撼人心的演奏，盲人乐师看不见天地万物，看不见色彩光亮，甚至连吹奏的洞箫也看不到。他们只是凭着手上的触感，心中的感悟，高超的技艺，将自我行走人世间的独特体会用乐曲诠释出来。在《洞箫赋》中就以盲人乐师为主要的演奏者，让洞箫在演奏时继承了先秦时期瞽朦奏乐的传统。《国语·周语》记载，“瞽献曲，史献书，诗篇，瞍赋，朦诵。”[9]《周礼·春官》也记载，“瞽朦，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 郑玄亦云：“凡乐之歌，必使瞽朦为焉。”[10] 还有朱熹也说过：“古者乐师，皆以瞽者为之，以其善听而有审于音也。”[11]西汉时期的乐工主体并不是瞽朦，在《汉书·礼乐志》中讲到哀帝时期，汉代的宫廷乐工吹箫的只有一人，也不是瞽朦。王褒在《洞箫赋》中将盲人乐师作为主要的演奏者，他们因本身的缺憾对乐曲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更加深切细致的感悟，将乐曲演绎得感人至深，令人叹为观止。《洞箫赋》继承了瞽朦奏乐的传统，是对先秦时代礼乐文化的有深刻内涵的回应与向往，同时，也是对它本身所处时期儒家礼乐文化的响应，是与汉宣帝兴礼乐的政策的完美结合。
声之妙的道德属性。完美的乐曲是富于变化的，王褒本人精通音律，他笔下的箫音自然也是优美动人，富于变化的。动人的曲子必定蕴含着动人的情感，王褒的箫音就可以根据情感的不同，分为巨音，妙声，武声，仁声等类，这些不同的情感中蕴含着道德的因素。 “周流汜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此为巨音；“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此为妙声；“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此为武声；“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此为仁声。不同的演奏者对待乐曲有着不同的演奏方式，能带给人不一样的情感体验，同一首曲子，不同的人感悟自不相同。《礼记·乐记》也认为“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悲哀的人听到的乐曲自然悲哀，欢快的人听到的乐曲自然欢快。箫本是一器物，因有人的感悟，箫音才有它独特的生命力。不管再怎么动人的音乐，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觉，归根结底是人心的不同，所谓“声无哀乐，大抵如此”。王褒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的很多立场与原则都是以儒家文化为出发点的，他所划分的箫音的不同，其实是儒家的划分，是符合礼乐文化的划分的，箫音的道德属性也是以儒家礼乐文化为标准的。
声之感的教化结果。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一直强调教化百姓，其历史源远流长，最远可以追溯到《诗经》，“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它所强调的教化作用是为了使百姓遵守封建道德，以此要求自我，使圣主的统治长治久安。《洞箫赋》中的箫音就带着作者的寄托，希望人们可以在音乐的引导下感受到天地万物阴阳的和谐，优化风俗伦常，充分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人们对美好的音乐都有着向往与寄托，在音乐中可以感受到希望与祝福。多听美妙的乐曲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品质的升华，这就是儒家强调的“不言之教”，“人言不如人声之入人深也”就是这个道理。犯错的人听到后会反思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残暴不仁之徒会反省觉悟从而向仁义迈近，“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强暴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带有启示作用的音乐可以使人知礼仪、美德、仁义，帮助自己获得最大发展，对社会也有很大的作用。孔子一直把“礼乐”放在极为崇高的地位上，以它作为教化天下的根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孔子终其一生孜孜不倦的理想。《洞箫赋》中箫音的道德教化与儒家礼乐文化所推崇的道德教化是相传承的，通过《洞箫赋》的描写，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音乐给人心的震撼作用，明白统治阶级对礼乐的重视。
总赞的中和。王褒一直阐释的是儒家的雅乐内涵，他描写的箫声带着儒家的雅乐之德。《洞箫赋》中“赖蒙圣化，从容中道，乐不淫兮”就是强调端庄严肃的儒家中和之美。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用音乐体会天地之心，参悟万物之道，实为儒家礼乐文化最为极致的境界。“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王褒创作《洞箫赋》于“宣帝中兴”的时期，他对音乐给予了深切的期望，力求使箫音能够“感阴阳之和，化风俗之伦”，改变“贪饕”、“狠戾”、以及“刚毅强暴”、“啴唌逸豫”之徒，从而达到“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宣帝推崇儒家礼乐文化建设，作为臣子的王褒也积极响应宣帝的政策，他本人擅长音律，所作《洞箫赋》更是推崇雅乐建设的重要一环。《洞箫赋》开头写制箫的竹材，及其生长的凄寒的环境，还有动植物在一旁所营造的哀婉气息，也符合当时汉代“以悲为美”的倾向。环境之悲奠定了洞箫低沉的悲的基调，又因盲人演奏者自身的遭遇才会有“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的表现。但是这种“以悲为美”并不是大悲大伤，哀恸不止，而是儒家所提倡的“哀而不伤”，从侧面反映儒家的中和之美。在描写箫音的道德属性，教化效果的同时，也提到了箫声审美娱乐的功用，这种审美娱乐之感不同于儒家一直排斥的“郑卫靡靡之音”，它给人以美的感受与信仰，用“乐不淫兮”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而这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雅乐正是儒家礼乐文化一直坚持强调与追求的“德音”。
三、《洞箫赋》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发展
王褒的《洞箫赋》是后世文学史公认的“音乐赋之祖”，但比王褒更早涉及音乐赋创作的赋作家是枚乘。相传枚乘曾作过一篇《笙赋》，但是“未详其作，以序言之，当为《笙赋》”， 只可惜年代太久远，已不能见到了。但在枚乘的其他赋作中还有关于音乐的描写，例如他的代表作品《七发》，其虚拟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病，看出太子之病是沉迷享乐，“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可以用“要言妙道”治愈。吴客列举了七事，分别为听琴、饮食、跑马、游览、田猎、观涛以及“方术之士”的妙理高论，层层描述，启示太子，使楚太子“忍然汗出，霍然病已”。《七发》之“首发”言听琴之事，描绘得十分动人，从制琴之材的龙门之桐描写到操琴并以歌相和，再写震撼鸟兽虫蚁的音乐效果，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然而，音乐的描写终究只是《七发》的开头一小部分，并不是单独的篇章，况且整个文章也不以音乐命名，从这里看来，王褒的《洞箫赋》当之无愧是现存最早的音乐赋。
在《七发》中枚乘只是虚拟楚太子有疾，音乐的功效有限，并没有治好太子的病痛，而在王褒的《洞箫赋》问世之后，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却真的病了，《汉书·王褒传》记载，“太子体不安，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12]太子在病中极喜爱诵读王褒的《洞箫赋》，称它为难得一见的奇文，它减轻了太子的病痛，对太子的康复是有作用的，可见，此赋在当时就是极为有影响的。上文提到的枚乘处于武帝之前，大概是文景二帝的时期，儒家的根本地位没有完全确立下来，在他关于音乐的描绘中，很难看出他对儒家礼乐文化的态度。王褒处于宣帝时期，他对儒家礼乐文化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但就关于音乐赋的问题上，王褒对枚乘是有所借鉴的，并在他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从而确立了汉代音乐赋的固有模式，即“描述材质生长环境，刻画器材的制造和装饰，详写美妙的乐声”[13]后世的很多音乐赋都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创作。并且，王褒始终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以声辞并茂的赋作传承儒家礼乐文化，并对它加以大力发展，影响深远。
王褒作《洞箫赋》迎合汉宣帝礼乐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它所阐述的儒家雅乐内涵与儒家礼乐文化一脉相承，表达了王褒对儒家“德音”的赞许与认同，以及推崇“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王褒对以音乐赋传承儒家礼乐文化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乘西汉宣帝时期以及之前的儒家礼乐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枚乘等前贤音乐赋的创作理念，下启后世其他音乐赋的创作及其对儒家礼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洞箫赋》在音乐赋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的，后世的音乐赋大都向王褒及《洞箫赋》虚心学习，铺排材质的德化作用，制器的合礼，以及美妙乐声的道德属性还有其震撼人心的教化结果，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中正平和之美的追求与向往之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以“和”为美的审美风尚在王褒声辞并茂的《洞箫赋》问世之后，比起许多古籍的记载，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让“中正平和”之美真正地深入人心，在欣赏美文、妙曲之余，更难忘赋作中作者所要传达给世人的意蕴丰富的含义。而在《洞箫赋》之后，后世的多篇音乐赋，如马融的《长笛赋》，嵇康的《琴赋》等在王褒的启迪下都推崇儒家礼乐文化的“中和”之美。如马融《长笛赋》之“各得其齐，人盈所欲。皆文中和，以美风俗”，嵇康的《琴赋》有“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等句。
后世的音乐赋作家也像王褒那样，希望通过音乐的教化作用使个体达到和谐。马融的《长笛赋》就是一个例子，马融明确地在他的序文中表示，其《长笛赋》的创作与《洞箫赋》的启示是分不开的。同样马融也用他的生花妙笔向世人描写了另一种美妙的乐器长笛，笛音和箫音一样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故聆曲引者，观法於节奏，察变於句投，以知礼制之不可逾越焉。”人们要从长笛的演奏中，去领略道德法度的存在，知晓礼法的变化，认识礼制的不可逾越。在音乐中感受到先贤圣人的谆谆教诲，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寻找到自己的和谐。在《长笛赋》中，马融描写了屈原，介子推等人的遭遇，屈原因君臣际遇的不和而流放，介子推隐居拒绝封赏，这虽然是真性情却不免有些许过激。但是将人置于音乐的教化下，一切都可以归于“中和”，即使是南宫方，高渠之流，听了长笛之乐也会终止阴谋，不再为非作歹，这与《洞箫赋》中贪婪的人，残暴狠毒之徒在箫音的感悟下都放下一己的偏执与私欲，向“平和仁义”努力靠近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洞箫赋》对后世音乐赋是极其有影响的，在影响中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马融处于距离王褒比较近的东汉时期，他对王褒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马融之后，到了魏晋时期，由潘岳的《笙赋》也可以看出《洞箫赋》对后世的音乐赋确实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潘岳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子，他在赋作中表现了自己对于音乐的独特感悟，也像《洞箫赋》那样传承了儒家礼乐教化万民的思想，强调了音乐美化风俗，升华人心，启示人伦的巨大作用。潘岳在文章中极力赞叹笙乐强烈的教化功用，“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乐所以移风于善，亦所以易俗于恶。”他笔下的笙乐是有着让人向往的魔力的，透过潘岳充满才华的文字，似乎可以聆听到笙乐中蕴含的道德理想。潘岳认为这样的音乐是“天下之和乐，不易之德音”，他也排斥郑卫的靡靡之音，这一点与儒家的礼乐传统一脉相承。音乐使人知礼仪、美德、仁义，有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洞箫赋》中王褒所期盼的那样，箫音含着道德的因素，在箫音的感召下，每一个个体都拥有美好的道德，都达到从容中道，条畅洞达的和谐，从而使整个社会和国家也处于一片安乐祥和之中，这正是儒家一直所期盼与追求的理想啊！
儒家礼乐文化是我国文化最重要的方面，王褒作《洞箫赋》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而他本人也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赋作，以及传承发展儒家礼乐文化为后人深深敬仰。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称赞王褒是与司马相如，扬雄并列的辞赋英杰；钟嵘也在《诗品·总记》中把王褒当作一流的汉赋作家，王、扬、枚、马并称，王褒居首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论诗并标渊云李杜，渊即是王褒；宋代大学者苏东坡也以“艰危思李牧，述作谢王褒”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王褒的敬仰之情。后人在吟诵《洞箫赋》的时候，会感受到字里行间突出的对“中正平和”之美和“温柔敦厚”之意的向往，以及由此寄托的儒家礼乐文化所传承的太平盛世美政之理想。音乐的作用好似杜甫诗中的好雨，是“润物细无声”的绵长与坚韧！经《洞箫赋》之后，儒家礼乐文化以一种更为优美的姿态为世人所接受，所敬仰，这不得不说，是王褒对儒家礼乐文化的重大贡献。
儒家礼乐文化是我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影响了古人乃至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极为深远。而在西汉昭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导致礼乐衰微。其后继位的宣帝出于巩固政权，重建皇帝权威的需要，积极推行儒家礼乐文化的建设。王褒响应宣帝兴礼乐的政策，为推行儒家礼乐文化创作了名垂青史的《洞箫赋》。《洞箫赋》通过“竹材的德化，制箫的合礼，瞽朦的奏乐，声之妙的道德属性，声之感的教化结果，总赞的中和”等方面表达了对儒家礼乐文化的追求。同时，《洞箫赋》因其本身的成就和地位对后世其他音乐赋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起到了促进儒家礼乐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洞箫赋》及后世其他音乐赋，人们更加深刻地明白了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让“中正平和”之美真正地深入人心。无论是辞赋史上，或是古代文学史上，王褒及《洞箫赋》都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洞箫赋》对儒家礼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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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ongxiaofu
about Confucian Liyue culture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rule of Han Xuan ,Wang Bao writed Dongxiaofu to illustrate Confucian elegant music content , which is in response to followers in the Confucian music cultural policies . Dongxiaofu stressed Dehua and bamboo made flute to aggregate ceremony with blind deceiving music xiaoyin moral attributes , flute music enlightenment effect , the total concept resigned as part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nfucian emphasis on the beauty of “ Comfortably middle way ” , and they are also the inheritance of Dongxiaofu about Confucian Liyue culture . At the same time , Dongxiaofu because of its beautiful words , deep meaning and the transcendental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ifu ,has a big influence on other creations of music fu , i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Liyue culture .
Key words: Wang Bao ; Dongxiaofu ; Confucian liyue culture ; Inheritance ;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