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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际档案日征文范文1
大河向南流陕西朝邑说今古
五十年前，黄河西岸有座名为“朝邑”县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撤县改镇，合并到陕西省大荔县。朝邑没有撤销前，是陕西最富庶的县。黄河冲积的滩地土质肥沃，耕作简易，产量较高，如不涨水就能稳定耕作几年，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朝邑沿河一带村庄广为流传着“三年不涨河，给狗也要娶媳妇”的说法。“黄河滩，粮油川。手戴‘大罗马’（手表），足蹬‘富士山（自行车）’”，这是解放初期对当地富裕生活的形容和夸耀。当地发生过城里女干部羡慕乡下的富庶，从而辞去公职下嫁农村的“怪事”。
撤县后，为了那片一望无际的大型水库，人们推倒了文庙、城隍庙，拆了木牌楼、扒了城墙。将有着历代名人题字的历朝石碑，连同那衙门口的石狮一并毁去。一座壮阔伟岸的历史名城，转眼间就成了一片废墟，当年那种种繁华，从此变成过眼云烟。
说起这座朝邑城，她东临黄河，南接渭水，西连洛水，北枕镰山。历史悠久，西周春秋时，为芮国所在地。民国十八年(1929)，在朝邑县赵渡镇附近发现了“芮公鼎”，证实芮国的存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芮公鼎”因其器形优美，纹饰华贵，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古物展览会”，一去不返，至今还留存在大英博物馆。周襄王十二年(前640年)，秦穆公出兵灭芮国。
西戎之一的游牧民族大荔戎也被这里的沃野万顷、水草丰茂所吸引，沿洛河而下进入朝邑境内建大荔戎国，填补了芮国灭亡后的空白，他们在黄河滩地放牧牛羊，发展、壮大，并定都王城（今朝邑老城遗址南），大荔戎处在晋、秦两大国之间，无论晋秦是和是战，数百年都未危及大荔戎国存在，直到秦厉公十六年(前461年)，秦灭大荔戎国，在黄河西岸置临晋县。
战国时，临晋县为秦、魏相争之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祭祀黄河神的河渎祠建在黄河西岸临晋，《史记》载：“水曰河，祠临晋”。人们认为在河神居住、河患较多的地方祭祀黄河是最灵验的。汉代，官方祭祀黄河神的地点仍然设在临晋。唐宋元各代官方一直没有变化，祭祀等级、礼仪级别相当高。河渎祠建在临晋（朝邑）是有缘由的，传说中禹凿龙门、巨灵神推华山导河、河伯冯夷溺亡之地均在此区域，加之此段黄河接纳渭河、洛河，河道宽阔，水流缓慢，摆动也较为频繁，故人们认为在这最有灵性、河患较多的地方祭祀黄河是最灵验的。
秦汉后临晋县名沿用近千年，一直沿用北魏后期。南北朝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分临晋为两县，西部为华阴县，隶华山郡，东部为南五泉县，县城位于朝坂原上。朝坂原，因原上以朝日射，层崖岸烟万状，故此得名。西魏文帝六年（540年）南五泉县以据朝阪改名为朝邑县，朝邑便在一千四百余年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伟名。
朝邑通三晋，在军事、交通等方面居于重要的地位。从西府凤翔至长安，沿渭河北岸东行，过洛河后经朝邑，从大庆关渡黄河东北而上过太原直至塞外，这条贯通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东北边塞的“国道”经过朝邑，为朝邑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不少。多了商贸交流，多了驿运站铺，朝邑也就多了繁荣茂盛。
朝坂原俗称老崖，老崖上有三寨子；南寨子、大寨子、北寨子。这三个寨子，明代《朝邑县志》就有记载。有的风水先生说，朝邑老县城的风水是风型。大寨子居中是风的躯体，南北寨子是风的两个翅膀。也有的风水先生说，老县城是龙型。北寨子是龙头，高高翘起，威武凶悍。大寨子是龙腰，似山似塬，稳若泰山。南寨子到紫阳是龙尾（紫阳就叫龙尾沟），地势蜿蜒，沟壑多变。
南北朝时，战争无休无止，佛教于是乘时而兴，一直到北周易代为隋，李唐鼎盛。佛教亦是前所未有的复兴。朝邑地处交通要道，寺庙众多且声名远扬，引得四面八方文人骚客趋之若鹜。饶益寺位于朝邑县赵渡新市镇，修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建十三层佛塔，塔高大而华丽，高耸原上，不远处黄河奔流而去，河水震人心魄。饶益寺，凭依着华山、黄河险要的地势，自唐宋以来，有名望的臣僚、有才华的士子来来往往，无不到寺停车，休息游赏。有的把名字题写在墙上，有的把诗句留在碑上，多得无法全部统计数目（金赵抃《记》曰：左冯之东南逾三十里，县曰朝邑。由县之直南，林木蓊郁，小径萦纡。约有十里，有镇曰新市镇。有寺曰饶益，乃陕右之名蓝也。路当秦晋要冲，枕山河之形势自唐宋以来，名臣贤士经由往返，莫不脱驾投憩于此。或题名于壁，或留诗于碑，不可胜数）。
南宋诗人陆游《游饶益寺》云：“闻道舆图次第还，黄河依旧抱潼关。会当小住平戎帐，饶益南亭看华山”。饶益寺气势宏大，群楼高耸，崇阁巍峨，却在金朝屡遭兵火焚毁殆尽，前人石刻，往往埋没于颓垣遗基之下，金代伪齐新市镇市监赵抃见此，就在瓦砾之间，搜获名公大臣之行记、诗刻，置之于“藏春坞”壁。此壁毁于元末。此后饶益寺虽然多次重建，但也未能恢复盛时模样。1958年后，更是将残余建筑扫荡一空。现在饶益寺所在地皆是农田，灰飞烟灭，踪迹全无。
除了饶益寺，金龙寺也是朝邑有名寺院，它位于朝坂原大寨子村东，寺院始建于唐贞观元年间。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贞观元年从太原返回时，夜宿长春宫。李世民梦见自己化为一条金龙飞向长安，飞腾时，后面紧跟着两条小龙，缠绕身边，李世民烦躁不已，转头咬死两只小龙。醒来后，他认为那两条小龙是他兄弟李建成、李元吉的化身。于是命令在长春宫旁建造一座寺院，并赐名“金龙寺”，作为皇家礼佛寺院。
金龙寺寺内建筑现仅存一座塔，塔原为金龙寺内的建筑，故名金龙寺塔。原塔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毁于地震，明末重建。塔高二十多米，塔身呈八角形，共有七层。今天塔内有一个砖砌的螺旋形阶梯，中有天井可上下相望，此塔构筑灵巧，雄伟壮观。每层东、西、南、北四方各筑一小券门，用以远眺四方。塔顶眺望，天地豁间广阔，华山、中条山、以及八百里秦川沃野尽在视野之中，黄河、洛河、渭河三条河流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的波光。清朱斗南《金龙高塔》诗云：“塔耸金龙绕碧岚，唐初创建一名蓝。铃声振响行云遏，宝相高悬宿雨涵。八面庄严培土气，千层峻峭镇瞿昙。题名附雁当年事，取冀殊书圣泽覃。”南北朝隋唐时，除了修建寺院外。朝邑县还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长春宫，长春宫遗址位于朝邑镇北寨子村。长春宫为北周武帝保定五年(565年)权臣宇文护筑，初名晋城。建德二年(573年)，因宫殿三面悬崖，东临黄河，面对古蒲津关，登高可以远望太华、中条二山，俯视黄、洛、渭三河，花木茂盛，四时如春，遂改名长春宫。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增建殿宇，宫址占地扩至三百余亩，隋文帝曾常驻此宫。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西入关中，渡黄河后，先驻于此，修养兵士，再取长安。唐武德二年(619年)李世民讨伐刘武周，唐高祖亲自至长春宫送之，遂后山东平定，方移行台于洛阳。以后凡在同州为官的，大多亲自兼任长春宫使，专职管理维护长春宫。如开元八年，唐玄宗幸长春宫。以同州刺史姜师度兼长春宫使。因太原是李唐老家，但凡皇帝回家祭祖，必停留长春宫休息，宫殿使用频繁，自然要有专人看护。
唐末长春宫内建筑因战乱破坏。此后长春宫逐渐被弃，唐末五代初，朱温把首都从长安迁置汴梁，长春宫全废，明代诗人王传看到长春宫故址后诗曰：“长春宫殿无遗瓦，来往游人时驻马。垣堞推颓狐兔穿，耕犁不到如荒野。”今天长春宫已半为农田，半为北寨子村庄所覆压。但遗址的西围墙基础仍明显暴露，南边的两面残窑依然存在。
在老朝邑人的口头，常说的宋祠指的就是岱祠。岱祠又叫东岳庙、岱岳行宫、东岳行祠，是为了祭奠东岳泰山而建。坐落在朝邑镇大寨子村东崖头。岳庙不知创建自何代，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御赐“崇佑观”额，并重修。明进行大规模扩建。
岱祠地基洪阔、殿宇嵯峨，楼台峻立，据华原之形胜是一个宏大的古建筑群。岱祠文保员李润仓告诉我们，岱祠是道教在同朝（同州、朝邑）一带的一处大型活动场所之一，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老爷黄飞虎的生日，有庙会，庙会之日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老朝邑人李润仓说，新中国建国初，岱祠保存基本完整。但因当地农场棉花种植的兴盛，在岱祠兴建了朝邑棉绒厂，棉绒厂一直占据岱祠，拆毁庙宇，用旧砖瓦建起了厂房、职工宿舍，使这里遭到严重破坏。搬迁时又把原有的两套殿宇拆毁了。李润仓妻子指着一片能看到底部厚厚的老砖，只剩下地基的废墟说，这就是他们留下的成果，十分可恨！
整个岱祠，留存下来建筑只有岱祠楼，它还被称为东岳戏楼，岱祠岑楼。它修建在岱祠正中偏南方位。它斗拱桃角重檐结构，庄严堂皇，巍然凌空。它高约17米。面阔、进深均为三间，里面四侧有通柱，东南角有木楼梯可上二层，二层置楼板，四周有格子门窗，出门便可以沿着外廊环绕观看周围的景观。下层戏台广阔收音，酬神赛会演戏听唱响亮，有余音绕梁之感。1934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亲临自拍照鉴定，确定为古建筑的研究重点对象，并对它推崇备至。
朝邑县最初县城朝坂，因其地势较高，交通有所不便，于是把县城搬迁原下。朝邑县新城修建最早追朔到明景泰二年（1451年），知县申润开始筑城，到成化三年（1467）竣工。城墙周长四里，高一丈五尺，护城壕深，宽各一丈，此后时有修葺，朝邑县离黄河有段距离，但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泛滥，竟然西移十多公里，紧靠当时朝邑县城东门流过。清康熙二十七年（1698年）秋，因天降大雨，连日不断，黄河水涨，水漫城墙，而使西、南、北三面城墙倾倒水中。康熙四十六年（1707），知县王兆鳌再修。这次工程浩大，有五大城门，东曰临河；西北曰金汤；西曰镇羌；南曰望岳，即望西岳华山；北曰迎恩，因其官道在北。因每到秋雨连绵之时，常有河水漫入东北南三城门，使得西城繁华，其它三城门就显得冷落。
清中后期，朝邑不仅饱受黄河水患之苦，在光绪三、四年更遇见罕见的旱地，连富庶的朝邑黄河滩地也几无收成。大荔，朝邑人饥死过半，大荔城东掘有万人坑，大、朝两县人口由41万多人，减到19。2万人。朝邑县赵渡人阎敬铭是当时的户部尚书，他是一个善于理财，深有远虑的人。对于如此惨状，他有了丰年储存粮食以备荒年的思想，于是在他的带领下，义仓修建工程从光绪八年开始，一直到光绪十一年才修建完成。动支白银三万余两，竣工后绘制详细图样报闻朝廷，慈禧太后朱批为“天下第一仓”，此仓建成后十多年，就遇上1900年的关中大灾荒，丰图义仓开赈放粮，活人无数，为阎敬铭的深谋远虑，所以朝邑以及周边一带的人都受益匪浅，阎敬铭被人们尊称为“救时宰相”。
丰图义仓位于现朝邑镇南寨子村。坐北向南，正中高处有楷书“丰图义仓”的石刻大字。仓外环有廊坊，院落宽敞，行车畅通。仓房两壁镶嵌有慈禧太后御笔“龙”、“虎”二字。此二字原置于阎敬铭祠前，是慈禧太后为阎敬铭亲自书写。
解放后，省、县文化和粮食部门对它进行了多次修葺。丰图义仓直到现在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现在是国家储备粮库。目前储存有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农产品，这里储存小麦最长时间可达10年。
从临晋县算起，有着二千三百多年历史朝邑县重于走到自己的终点。1958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朝邑撤县改镇，原城全部拆除。镇迁到西边1公里的老崖上。当时叫“新镇”也叫“居民点”。朝邑县不复存在。朝邑境内计划大面积被淹，成为库区，大批居民要移民他乡。朝邑移民，有的远迁到宁夏，有的安置在省内渭北山原沟壑区。移民产生活条件很差，饮水非常困难，经常到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担水，全靠天吃饭。玉米、小麦产量低而不稳，移民无法生活。
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降低运用水位后，原计划淹没地区，不再淹没。国家在黄河滩区兴建了农场，部队在库区建立了训练基地和农场等。这就为朝邑移民重新归家提供了条件。八十年代中期，根据国家政策，从地方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划拨土地安置移民，朝邑移民大多回到自己故乡。
至今一些老人坚持填写自己籍贯为“朝邑县”，还有一些老人坚持认为，既然大家回到故乡，当时撤销理由应不复存在，应该重新恢复朝邑县。但这必定这只是很少数人想法，再过若干年，或许有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没有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对朝邑县这个名称越来越陌生，也许只有前面提到的朝坂原上留下来的唐塔，残缺的宋祠，清代粮仓诉说着历历往事。
2022年国际档案日征文范文2
高义薄云秦晋情
一条黄河，分开了秦晋，河东为晋，河西为秦。自古以来，在黄河两岸，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流传至今。“秦晋之好”，成为婚姻的代名词；“泛舟济晋”，诉说了一个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典范；“虞芮让田”，见证了一个互让互谅的美好传说。这一切历史过往，奠定了黄河文化、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家学说把他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核，流传了几千年。
这里要说的，是清朝“同光”年间发生在黄河西岸的同州（大荔）与黄河东岸的蒲州（永济）之间的故事。
清同治元年，关中发生了一场回汉战争，东府同州一带成为主战场，处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人们为了躲避战争，纷纷逃往黄河东岸。
大荔县西南渭河岸边的苏村，人们纷纷逃亡。
村上有一个叫赵思孟的读书人，他的伯父和堂兄都死于战乱，留下老老少少一大家人，由他带领着逃往河东永济县城，借住下来。他每天就在县城街上，拉开桌子，摆上笔墨，靠给人写字，诸如家信，状子，契约等等，靠微薄的佣金维持生计，其生存的艰难，可想而知。
赵思孟的学业这时候刚刚“入庠”，也就是刚刚取得到府学“冯翊书院”读书的资格，成为一名“庠生”，就遭遇了这场战乱。恰好，永济城里有一个叫刁经邦的“贡生”，很赏识赵思孟的学识和为人，俩人惺惺相惜，经常谈经论道，成了朋友。
人说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赵家在此住了不长时间，永济就遭遇了一场时疫，他和几个家人都染上了，发烧吐泻，浑身无力。在这举目无亲、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异乡，刁经邦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顾时疫的传染，到赵的住地问寒问暖，帮他请医生，资助他资金，帮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在刁先生的帮助下，赵思孟一家终于转危为安，度过了生死攸关的困难时期。他的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的，他把这份情谊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几年后，局势平静下来，赵思孟一家回到河西苏村老家，开始了战后重建、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没有再参加科举考试，在家乡設馆授徒，当了教书先生。
这年丰收之后，他携金钱去了河东，答谢刁先生。不料到永济后发现，刁家一片破败，家人告知，刁先生被人诬告，摊上了官司，压在大牢。
赵思孟倒抽了一口凉气，心想糟了，摊上官司，这个事儿大了，他不能坐视不管。他作出决定，不走了，要帮他澄清是非，澄清冤枉。
他多方奔走，了解案情，终于弄清了案情的来龙去脉，刁先生是被冤枉的。可是，他一个外乡人，没有人脉资源，撼不动永济衙门，一时间竟是没了主意。
此时适逢闫敬铭因顶撞慈禧太后、不予批准太后过生日框外银两而被罢官，在永济县虞乡镇楼上村赋闲，当了教书先生。赵思孟打听到了，闫敬铭就是同州人尊称的闫阁老，可闫是当朝重臣，自己一介布衣，如何见得了他？
赵思孟一时忧心忡忡。好长时间没有进展。
这一天，他又去探监，只见刁先生瘦的只剩了一把骨头，若再拖下去，只怕性命难保。赵思孟握着他的手说，只要我有一口气，一定帮你打赢官司。刁先生勇气顿争，有了精神。
赵思孟思索着，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闫阁老。
这一日，他来到了楼上村头，只见一个老头正在菜园里摘黄瓜，经打问，这就是闫阁老，赵思孟一步跨上去，跪倒在地，口称：“同州草民赵思孟求见，”闫阁老一听，是乡党来了，吩咐家人，草棚下看茶。原来，闫阁老没有一点架子，倒像是邻家的和蔼老人。
刁先生的冤案，在闫阁老的干预下得以澄清。他出狱后，知道是赵思孟救了他，感激涕零说：“当日济君小惠耳，不意获报至此，君真高义薄云。”
光绪元年，刁经邦先生去世，赵思孟亲自前往为他送葬。刁的儿子庚辰尚在幼年，赵思孟安葬完毕，怜惜孤儿无依，于是，他携了庚辰回到苏村，让他跟自己读书，当做自己的儿子抚养。每到过节或是刁先生的忌日，他必设祭，虔诚祭奠刁先生亡灵以示纪念，同时用这种方式给庚辰以孝的教育。
几年以后，庚辰到了婚配年龄，他又携庚辰过黄河到永济，迎娶父亲早先为庚辰定的媳妇，在苏村为他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于己同爨十余年，无间言”，也就是说，庚辰和他在一个锅里吃饭，从来没有闲话。后来，他又安排庚辰回河东永济参加乡试，可惜两次他的成绩距离秀才只差了一点点，被录为“佾生”。庚辰生了子女以后，看着他能自立门户了，赵思孟才亲自送他回河东安家落户，继承了祖业。
赵思孟的义行，受到了十里八乡乡亲们的高度赞扬，他生平教人不倦，门下弟子优秀者多矣，逝世后，弟子们集资为敬爱的老师竖起了“德教碑”，以弘扬老师的高风义举。并报县予以表彰。赵先生的义举遂被记载在了《大荔县旧志稿》里。
2022年国际档案日征文范文3
唐苑贡茶“沙苑子”—“同州吉利茶”史话
“百里周垣抱曲隄，青青丰草映回溪，不知天厩今何处，惟见春风长蒺藜。”清人许孙荃一首《沙苑》，寥寥诗语刻画大唐御苑沙苑之美、蒺藜之盛。在故宫博物院展陈的清道光二年三月清宫贡品清单中，真实地记载了陕西巡抚端阳贡“吉利茶”；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各省例进贡品清单中又详实地登录了陕甘总督年节贡“同州吉利茶”……这些为沙苑、蒺藜、“同州吉利茶”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让我们穿越史海，品鉴史册，撩起她们的面纱，解读其中的神奇。
“吉利茶”之源——沙苑
《新唐书》载：“沙苑之上贡有靴、芑（枸杞）、茨（蒺藜）、龙沙（麻黄）、凝水石。”《宋史》载：“同州监沙苑，其贡有白蒺藜、生地黄。”《同州府志》载：“沙苑在县洛渭之间，亦名沙海、沙泽，其中盆起者曰沙阜。”沙苑，位于大荔县洛、渭河之间，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15公里。沙苑自古就是一方神奇的土地，出土有距今20万年的早期智人“大荔人”；出土有中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沙苑文化”，佐证了沙苑原始农业的萌芽；唐尧时原始农业与手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春秋时，沙苑是秦晋纷争之地，秦穆公曾与晋惠公盟于沙苑王城；秦汉时，沙苑是“渭川千亩竹”；战国时，秦孝公颁布“垦草令”，沙苑农业日渐兴盛；隋统一后，在沙苑置羊监，建永丰仓，隋炀帝在洛水两岸筑“看花台”；盛唐时是沙苑鼎盛之时，建沙苑城，设沙苑监，唐玄宗时引洛水灌溉“通灵陂”“堰黄河”；清时，大荔知县周铭旂曾于沙苑一带推行两年三熟耕作制度，一直沿用到1949年前后。长期以来，沙苑人民求生存、谋发展，勤劳简朴，精耕细作，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光彩厚重的沙苑农业文化，培育出了丰富的物产，创造了许多驰誉全国的上名优产品，正如《新唐书》记载，沙苑的“靴”（毛皮）、蒺藜等为唐后历代贡品。
“吉利茶”之本——同蒺藜
明李楷有《蒺藜子别传》曰：“子苑产，亦名蒺藜，然不刺人，功于人者甚繁，故天下皆知苑之有子也。状、质性具详《本草》。功之巨者，能起衰，益聪明。即不以药，试作汤服之，辄得效。然弗得其宜则不见用。夫豆藜子之拙哉？花外诸族率让之，故知子者必咨其里云。或曰：‘子故非白而玄者也，奚以白？’李子曰：‘知其白守其黑。’”
清《大荔县志》（熊兆麟）载：“大荔之白蒺藜，自唐时已入贡。《元和志》，同州贡白蒺藜子，其蔓引长如刺蒺藜而茎叶各异，紫花结荚，长寸许，荚内实大如芝麻。《本草纲目》云，状如羊肾，而色碧绿，些沙苑蒺藜子之殊於他处蒺藜子也……”
清《大荔县志》贺云鸿载：“白蒺藜，旧志引，蔓如刺蒺藜，而茎叶异，紫花结荚，实大於蚕种，肾形、碧绿色。《名医别录》，生冯翊别泽（沙苑）或道旁。《本草》，白蒺藜生同州，沙苑牧马草地最多，而近道亦有之，绿叶细蔓，七月开花，红紫色，九月结实作荚，子绵布沙上。《宋史》地里志，同州定国军贡。《本草衍义》，蒺藜有二等，一等杜蒺藜；一等白蒺藜，出同州，子如羊内肾，大如黍粒。《本草纲目》，白蒺藜结荚长寸许，内子如芝麻，状如羊肾，而蒂绿色，沙苑蒺藜以此分别。《通志》，蔓生子，有三角，沙苑最多。”
沙苑子原以藜子、白蒺藜、同蒺藜、沙苑蒺藜、吉利子等名称见载于古代本草中。正如《本草图经》说：“又一种白蒺藜，生长在同州沙苑，牧马草地最多，路旁也有生长。绿叶细蔓，绵布沙上。七月开花，黄紫色，如豌豆花而小，九月结实，便可以采摘。果实味甘甜而微腥，绿褐色，与蚕种子差不多大。”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其白蒺藜结荚长一寸多，内子大如芝麻，形状像羊内肾而带绿色，人称沙苑蒺藜。”据本草图文考证，与现今药用沙苑子相符。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悉数院内展陈的清贡品清单，清代贡茶，陕西有两种：兴安州（即安康）毛尖茶与同州（即大荔）吉利茶。吉利茶即“蒺藜茶”，唐代就有，产于大荔沙苑。从清中期宫廷茶叶贡品清单可见：清代陕西巡抚端阳进贡：百合粉三匣、薏仁米三匣、吉利茶九瓶……陕西巡抚年贡：吉利茶五瓶、百合粉五匣……陕甘总督端阳进贡：兰州挂面五箱、同州吉利茶五瓶……陕甘总督年贡：同州羊皮、同州吉利茶三瓶……其中吉利茶都是少不了的。
“吉利茶”之奇——“沙苑子”
《通鉴辑要》记载：“隋时‘同蒺藜’在大荔道路、河边所皆有，至唐遂以沙苑子称著。”
“同蒺藜”缘何“唐遂以沙苑子称著”，有段美丽的传说在流传至今。相传唐玄宗之女长乐公主自幼多病，身材弱小，食众多贵重药，仍无济于事，经常住在华清宫养病。“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率兵攻破潼关，兵至临潼，长乐公主梦中惊醒，忙与奶妈策马连夜逃奔沙苑监（今天沙苑一带），被一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收留。老人复姓东方名亮，精通医道，人称“真人”，在沙苑培育了一种草药叫“沙苑子”，用它泡茶，能滋身健体，医先天之不足；防疾治病，治后天之所伤。真人对公主视如亲生，百般爱护，让女儿经常用沙苑子泡茶给她喝。天长日久，长乐公主的身体竟然越来越好。转眼间过了二三年，唐朝军队收复了长安城，太子李亨继承王位称肃宗，得知公主下落，立即派人接公主回宫。公主挥泪与东方真人告别。临走时，东方真人送给公主一个葫芦，告诉她里边装的就是自己平日采来的沙苑蒺藜，让她带回去，每日取三五钱泡茶喝，可永葆身体健康。回到宫中，宫娥们见到公主，个个不胜惊异，原来体弱多病的公主，头耸乌云，面若桃花。肃宗闻知此事，便召见公主，公主呈上蒺藜，并详细地说了蒺藜的妙用。肃宗听后，将信将疑，一连试用了半月，果觉神清气爽，耳聪目明，精神倍增，得知此药之神奇，于是命钦差下诏同州府进贡沙苑子，供宫中享用，此药也因此得名“沙苑子”。
据中医讲，沙苑子是一味营养价值极为丰富的滋补良药，有延缓衰老、补肾固精等功效。自明、清以来，大荔人习惯在河边、地头种植沙苑子。经商或外出走亲访友常以“同蒺藜”一包相赠，“欲知相思意，遥寄同蒺藜”。更有东南亚华侨将“沙苑子”当作拜年礼或新婚贺礼，每包一斤，红纸金字封面，上书：“同州蒺藜”。后由于战乱水旱等因素，沙苑子产量也随之每况愈下。
“沙苑子”之兴——“大唐贡茶”
1950年大荔县成立“沙苑造林局”，在沙苑地区广植树木，基本控制了风沙，恢复了植被，沙苑子生产也有所恢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对沙苑子的功效和美丽的传说有了新的认识，大荔县在沙苑和黄河滩一代种植沙苑子就有数万亩。大荔县药材公司，指导发展种植沙苑子，引进了加工设备，在陕西首家生产出豆香浓郁、香甜可口的沙苑子“大唐贡茶”，当年在市场销售走俏畅销到省内外。随后，大荔乳品厂利用沙苑子配制的“沙苑子奶粉”应运而生，成为当时的最佳保健品，一度畅销全国，沙苑子在市场走红。
“沙苑子”之盛——再进京
如今，欣逢盛世的沙苑人民，用辛勤和智慧让这片神奇的土地焕发新颜。大荔县委、县政府依托沙苑文化底蕴，沙苑子美丽的传说等历史典故，着力于沙苑子的开发，倡导“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种植户和种植面积逐年加大，建成了沙苑子种植、加工、仓储、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新型农业开发公司，研发出唐苑贡品吉利茶系列旅游产品，走出“公司＋旅游＋互联网”发展的新路子。2019年8月10日，在北京举办大荔农特产品全球推介会上，神奇的“沙苑子茶”再进京，吸引了不少群众。贡品“同州吉利茶”名扬全国，唐苑贡品吉利茶系列旅游产品为“旅游旺县”注入了新的活力。真可谓：“又见同州春事嘉，风拂倩影满街花。沿河百里冬枣翠，沙苑长生清贡茶”……
2022年国际档案日征文范文4
黄河古渡大庆关
黄河在数千年流淌迁徙中，漫漫的故道诉说曲折身世；茫茫沙土，埋藏着动人的故事。黄河古渡，见证历史沧桑，千年大庆关，诉说着发展变迁……
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载：“大庆关，在县东三十里，春秋时为蒲关，战国时为临晋关，唐为蒲津关，宋改今名，关旧在河西，至明万历二十六年河溃岸西徙，关又居河东，今河西亦称新大庆关，巡检司税课局今在焉。”从志书中朝邑县县境图清晰可见新旧大庆关的位置。
古渡史话
大庆关，是黄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晋间的重险之地。追溯其历史，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7年）始作浮桥于河，这便是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史记·正义》载：“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在同州东渡河，即蒲津桥也。”
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兵蒲坂，造三道浮桥渡河。”
唐杜佑在《通典》中记载：“桥自后魏讫唐初，皆横亘百丈，连舰千艘。”
《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墙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今则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唐玄宗《早渡蒲关诗》有“地险关逾壮”，描述了当时大庆关的盛况。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修建蒲津舟桥，与河阳桥、太阳桥并称“黄河三桥”。唐代以京都长安为中心，辐射值京畿四周的“近关”，四方驿站，以关布向。“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
宋太宗兴国六年（981年），黄河泛滥，洪水冲过堤坝溢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蒲津关为大庆关。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秋，黄河大涨，冲毁蒲津桥。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到了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大庆关以北的一段黄河改道偏西南流，直通朝邑县城，大庆关遂被隔在河东，1934年又回到河西。大庆关本属官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关渡渐废，改为农渡。”
初设关城
《平民县志》载“大庆渡口，孟明焚舟以报晋，李闯渡河以亡明，盖秦晋交通之咽喉，关陕兵事之隧道也”，足见它是何等的重要。春秋时，大庆关所在地虽为秦晋交通之咽喉，但在黄河西岸并未设城关。公元前631年，秦穆公派孟明视从此渡河伐晋。孟明视从此渡河后将船全部烧毁，背水一战，大败晋军，史称济河焚舟。战国初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地区，修筑临晋关于此。长久以来两岸并无桥梁，靠渡舟往来。昭襄王十五年，修建了临晋关最早的浮桥。
西汉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东出大庆关，攻克河内，俘虏了殷王邛。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韩遂据守潼关，曹操攻打潼关，久攻不克。于是，曹操从北绕道西渡大庆关据河西为营，进击马超，迫其溃退潼关。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占据关中，长孙稚等奉命讨伐，谋士杨侃说：曹操不走潼关，而渡河攻取大庆关。是因潼关是险要之地，守御已经完备，无法所施其智勇，不如从北边绕道进攻，渡河而西，攻破大庆关，深入关中腹心之地，必置叛军于死地。他建议采用此策平叛。此后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东魏也取此计，建造三道浮桥渡河攻击西魏。
隋末，李渊父子能顺利引兵自太原而下攻取长安，也主要是由于大庆关守将的不战而降。
盛唐架桥
东魏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大庆关建造过浮桥，大庆关是沟通古时河北之交通要道。山西、河北乃至辽东一带物资均自此通过。《隋书》中说：“隋文帝开皇年间，诸州调运物资，河之南从潼关调运，河之北从大庆关调运，输运长安”。
到了唐玄宗开元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王朝又特别注重其山西发家之地，而旧的桥梁远不能满足需求。兵部尚书张说云：黄河上有三桥，蒲津桥是其中之一。而蒲津关是关中东北要冲之地，黄河东岸通行必经此道。旧的蒲津桥横亘百丈，桥下连接舰船千艘，船只用竹索链接。
但是竹索浮桥，不耐久，不坚固，每当春天冰雪消融，洪水塞川而下，就冲断桥索，破坏浮桥，阻断交通。这种现象每年都有。一旦出现中断，必定影响京师通行之路。对大庆关于沟通河北有着战略意义。
于是唐玄宗特颁诏书，任命兵部尚书张说总揽修建“秦晋通衢”蒲津桥。既而，天下能工巧匠皆汇聚于此。工程于开元九年（721年）开工，开元十二年告竣。唐时，黄河经此分两股，主流靠东，两流居中处有“中潬城”一座，而蒲津桥就架设于主流之上，跨度大约360米。清王兆鳌《朝邑县后志》中：“铁牛在县东蒲津，唐开元十二年铸”，说的就是这件事。
新修的蒲津桥，以耕牛为模本熔铁为地锚，黄河东西两岸各置四尊铁牛，牛座下再铸六根铁柱作为铁桩，牛旁各立一铁人，牛尾施铁索，以系浮桥。中间两座铁山，一根穿孔铁墩，当铁索束于铁轴，经铁山而绕于铁墩，横杠串入铁墩之孔，推杠而铁墩转动，就会抻拽横陈河上铁索或松或紧，以使浮桥平稳畅通。
八尊牛与铁人加上铁山、铁柱、铁链等分散的铁构件，其用铁总重量当一百三十万斤以上！用掉了当时全国产铁量的五分之四。人们称其为蒲津桥“横亘百丈，连舰千艘”，“链如游龙，势若长虹”，成为维系京畿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
铁牛和铁人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宋人释普宁就称颂陕西铁牛，写诗言道：“骨格纯刚蹄角全，轩然鼻孔自辽天。不贪陕府栏边草，啃遍耕翻祖父田。”今日陕西大荔县范家镇，民国时期叫乌牛乡，乡属中有南乌牛村、北乌牛村，这些地名的来历，都是对铁牛的永恒纪念。
蒲津桥修建后，大庆关变得繁华起来。它虽然不大，但由于是秦晋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所以城里也很繁荣。街道两旁，商号林立，茶坊酒肆，秦楼楚馆，旅舍客栈，所俱齐备。虽然没有通都大邑那种纸醉金迷般弦歌曼舞的奢华，却不乏繁盛商城人物辐辏、熙熙攘攘的景象。《平民县志》有段这样的描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樯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
怀丙捞牛
北宋治平三年（1066），黄河水泛滥成灾，洪水冲击浮桥并，桥体冲断，大庆关漫于河中，后来又移置新的关渡于黄河西岸。大庆关四只铁牛被冲到下游的泥沙中。真定和尚怀丙应募打捞铁牛，他在两艘大船上装满泥沙，然后将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让熟悉水性的人带了很结实的绳子，潜入水底，将绳子绑到铁牛上，绳子另一端栓在船上，怀丙和尚指挥众人把船上的泥沙铲入河中，河底的铁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逐渐离开河底悬在水中。人们奋力划船回到浮桥处，将铁牛拖回原处，使两岸的浮桥重新连接起来。
怀丙打捞出三尊铁牛，周围人说打捞铁牛太简单了。怀丙生气地离开。人们按照怀丙的方法打捞剩下的一尊铁牛，但无论如何都打捞不上来，任由它沉入河底。但依靠剩下三尊铁牛，人们还是恢复了蒲津桥。
蒲桥被焚
蒲津桥，唐朝人视为永不沉没的大河桥。其后经历了500年的风雨沧桑，最终还是消逝在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金代末年，蒙元与金朝在黄河岸边，发生历时八年战役，史称“蒙金拉锯战”。也就是在此期间，河东蒲州城及河西大庆关遭受重创，鹳雀楼遭焚，蒲津桥被烧。
元明之际，人们毫无节制地垦荒，导致生态环境极度恶化。那条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由于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于是再一次桀骜不驯起来。尤其黄河中游小北干流沿河一带历经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水患侵扰，河床很不稳固。
明初，大将军徐达曾重造河桥攻打大庆关，再取陕西，但不久浮桥即被冲毁。明代先后四次重修蒲津桥，但每次重修不久，就被冲毁。想再次在蒲津关造桥就成为了梦想。秦晋间只有靠舟楫互通往来。
至于蒲津桥剩下的铁牛，朝邑历代县志均没有铁牛图，但文字记载铁牛地锚已在明代中期就沙淤，渐次俱埋泥沙中，不见踪迹。而河东岸的蒲州，据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绘有一幅“城西铁牛图”。按图所示，此时黄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样，而泥沙已淤至铁牛策牧者膝盖部位。西边不远处书有“大庆关”字迹的牌楼巍然屹立，其后不知何时东岸铁牛也都沉入泥沙之中。
1989年秋山西永济县蒲津桥东岸四尊铁牛清理出土，东岸遗物历1250余年，原貌依旧，与志书记载无异。因为老大庆关已位于山西境内，山西打算发掘西岸大庆关四尊铁牛。但是，由于千年铁牛沉埋泥沙日久，重见天日后即会出现风化现象。鉴于铁质文物保护仍是世界难题，国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对大庆关四尊铁牛的勘探发掘，并做好已出土铁牛及附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名关湮灭
黄河自北向南，流经晋陕峡谷，由禹门口奔出，河床成了一片宽阔的河滩。由于枯汛交替，水流缓急不定，加上泥沙淤积，导致河床变化，使得河流主干周期性东西移摆。这一自然现象，当地流传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谚。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黄河在大庆关以南偏西流，但大庆关修在河西。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大涨后，竟然西移到紧靠朝邑县城东，原来在河西岸的朝邑大庆关被隔绝在河东岸。大庆关关城就失去本身意义，于是重新在西岸修筑城关，另立新大庆关，恢复了河运往来。
新大庆关属官渡，也是当时重要渡口，闯王李自成曾于此渡河以亡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大庆关渡渐废，改为农渡。此后大庆关被称旧大庆关，因地缘关系，仍属陕西省管辖。
“隆庆改道”之后黄河西岸又逐渐形成一处集镇，称“新大庆关”。至清康熙时，新、旧大庆关已并称朝邑县东二镇。而原本设在旧大庆关的巡检司和税课局亦被移于新大庆关，后者同时又是朝邑县以东一处重要的黄河渡口，为当时东西往来于秦晋之间的通关要津所在。
晋陕两省虽长期以来以黄河为天然界河，但是黄河不停摆动，引发滩地之争，边界纠纷不断。陕西的飞地“旧大庆关”就成首当其冲之地，边界的实质是土地利益之争。两边的争纠，一般通过民间协商或诉讼方式加以解决，但也时常发生群体性械斗，乃至造成命案。
康熙年间，大庆关、蒲州鸳鸯诸村（鸳鸯村，今属永济市栲栳镇）“屡以河滩争，动千百人，势若公战”，历时十余年。不得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初，清廷令同州知州移驻大庆关(原蒲津关)，拨潼关千总一员驻王家庄，调解争地纠纷，防御斗殴发生。于是陕西州府“飞”到山西境内，然而这一“飞”，就飞了20多年。
民国十七年末、十八年初之际，冯玉祥督陕，陕西省政府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因黄河滩地众多，请求在朝邑县以东黄河滩地一带设立平民县，并以黄河东岸的旧大庆关为县城。很快，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批准设立平民县的建议。此间过程似乎并未有太多的曲折，一切都进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随后，山西省政府多次急电告中央政府，请求暂缓设立平民县，说陕西在山西设县派军，严重“有碍晋政”。然而，山西的强烈反对，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陕西的进度。河西新淤之地全部归属于陕西，成为平民县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民县设立后荒地开垦成熟，民众众多。当时的平民人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经历了数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将平民县建设成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国初年以后，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进步，大庆关更失去应有地位，逐渐没了人气。《平民县志》描述新大庆关的荒寂，“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
1933年，老大庆关因洪水陷入黄河河中，被彻底废弃。建国后，重新改建新大庆关渡口，先属平民县政府管辖。1950年平民县并入朝邑县后，改为民用渡口。后来随着黄河西移溃岸，渡口淹漫于河中，桥渡功能遂废。1958年为了三门峡水库修建，新大庆关附属所有建筑物也一并拆除，大庆关终成历史绝唱。
今天大荔县赵渡镇有大庆关村、大庆关风景区，恢复了大庆关古渡原貌，打造四座铁牛雕塑，成为沿黄公路上富于历史文化底蕴的风景线。
2022年国际档案日征文范文5
黄河天晓照舟横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被尊为“四渎之宗”、“百泉之首”。小北干流段是指禹门口至潼关的黄河干流段，其段为陕西省与山西省界河。黄河出禹门口，河面豁然开阔，水流平缓。从禹门口至潼关，河道长125公里。此段地形十分复杂，古时沿河在千沟万壑上开山修路十分困难，而利用黄河开辟的水上运输路线，运输成本低廉、装载量大、节省人力，所以黄河成为陕晋长途运输的主要的交通方式。古代漕船能够通过黄河沿着渭水或者漕渠逆流而上到达长安。黄河的支流汾水也能通过黄河向长安运送所需物资。关中平原上的西安城，曾是秦、西汉和隋、唐统一王朝的都城，它们都通过黄河发展起相当规模的航运事业。虽然进入现代以来，黄河航运急剧衰退，航运量微乎其微。但黄河航运兴衰历史，对国家提出重振黄河航运的构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黄河航运起始很早。我们的先祖在史前时代就掌握了渡河技术，原始渡具极其简单，任何具有较大浮力的自然物都可用作渡河工具，人们腰系成熟凉干后的葫芦，就能泅水过河。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大量发现仿葫芦陶瓶，说明古代人利用葫芦舟渡河的事情是相当有效且久远的。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察，独木舟和筏是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的水上运输工具。《易经·系辞》记载黄帝曾造舟在黄河航行，上面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当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能制造出石斧，并已能人工取火。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刳木为舟”就是制造独木舟的方法。用一根树干，除了要挖掉的地方外，其余表面均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巴，然后用火烧烤要挖掉的部分。没有泥巴的地方木材被火烧成一层炭，这时再用石斧来砍，这样火与石斧轮番使用，终于使独木成舟，浑然一体。筏是先民用竹、木或牛羊皮编扎而成。竹木筏，就是把几根木或竹捆扎在一起作水运工具。羊牛皮筏是把整张牛羊皮“缝革为囊”，充入空气，然后将若干个浑皮囊相拼，上架木排，再绑以小绳，成为一个整体，即“皮筏”。独木舟载量有限，难过险滩，后来很少使用，而筏取材容易，制造简便，稳性好，装载面积大，能穿急流过险滩，筏就成为黄河上被人们使用最久的水上交通工具，在使用中不断改进完善。
最早关于黄河小北干流大规模航运的记载是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647年冬季，晋国粮食连年不收，晋国向秦国“借粮”，秦国派槽船运载几万斛粮食，由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出发，沿渭水而下再溯黄河，横渡黄河以后再改山西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今山西省新绛县）。运粮的船从雍到绛，首尾相连，络绎不绝（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此事被命名“泛舟之役”。春秋黄河航运主要靠船，船最初由筏演变而来，至少在商代，黄河上已经利用船来进行水上运输了，“泛舟之役”中的槽船已有运载百斛（万升）物品的能力。
战国时代的《禹贡》，记载了中国最早水道交通网，全书以相传夏禹都城安邑（属冀州，在山西夏县西北）为中心水路航运，渭水——黄河——汾水航线便是早期形成的黄河干、支流结为一体的航运路线。
秦统一六国后，也在黄河小北干流展开了大规模运输。《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朝“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同时让天下的人急运粮草，从黄、腄、琅邪靠海边的郡县出发，运送到北河去，大概花费三十钟粮草能运到一石。北河即河套地区东、西流向的黄河，关东粮食车转船运，通过运河或济水进入黄河，逆黄河达禹门口下改作陆运，最后运抵北河一带。这种长距离的水陆联运，的确为前代所无，路途运输成本奇高。史学家常常以此当秦时暴政例子来讲述。
黄河在西汉是重要的漕运通道。《史记·河渠书》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年间（前128-前123年），河东太守番系用黄河小北干流漕运粮食。以往漕运在经过三门峡砥柱时耗损很大，在河东郡的黄河东岸开渠引黄河水溉田，每年可收得谷物200万石以上。这些谷物，沿黄河及渭水航道，船运至长安，以减少从关东漕运谷物的数量，大大减轻关东百姓的负担。
黄河在东汉时漕运运输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东汉以洛阳为都，关中不从事农业的人口大为减少。关中从粮食输入变为输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虞诩上疏，说到雍州（关中地区）之域“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东汉朔方郡辖境大致和秦代北河范围相同，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一带。虞诩指出当时关中是为北边军事服务的军粮供应基地。这些军粮利用黄河航道漕运至壶口瀑布附近，然后陆运至朔方郡一带，供边卒食用。同样是通过黄河向北方转运粮食，东汉做法却得到史学家称赞，只能说这是学者对秦朝强加“暴政”符号而已，秦朝在河套地区驻兵和运粮，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维护中国统一和平局面，是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意义的，不能以此作为“暴秦”标签。
东汉后，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中国外，中国进入了近四百年的南北分裂时代，黄河上运输也多为军事服务，持续时间短。隋朝统一中国，黄河上大规模漕运就开展开来，黄河漕运是沿汾水将汾、晋、绛等地的几百万担漕粮，由汾入黄，由黄入渭，运到京师长安。如隋开皇三年（583年）大兴漕运，在河东的蒲州（山西省永济市）设置运米人丁，漕运河东及太原转来的田赋租粮至京师长安。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继续兴办漕运，在河东黄河边把粮食装船后，顺流南下至渭水口，再溯渭水而上至于长安东渭桥仓。《唐会要·漕运》记述：“河渭之间，舟楫相继”。
除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木材漂运兴盛，黄河北干流，从北到南，常年有木材运输。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年-756年），长安城营造用的材木，一般都是在黄河北干流沿侧的岚州（今山西省岚县，西邻黄河）和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邻黄河）一带采伐购运运往长安，它们都是利用黄河北干流漂流，到三河口再收拢转入渭水，溯流西上，达于长安。当时在胜州设120名“转运水手”，负责结成排筏，向下漂运木材。木材漂流可以散放，也可以结成排筏流放，对河道的要求很低，而能流放排筏的河道，不一定可以行船，如壶口至禹门口段，要跨越瀑布，且水流湍急，难以行船，排木却能顺利通行。岚、胜二州除了向长安供应木材外，每年还要向蒲津桥（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太阳桥（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附近）两座黄河上的舟桥，漂送一定数量的材木，用来修理、更换舟桥的脚船。
唐朝黄河运输费用是很低的，在《唐六典》中记载着转运租物时的运费，路运每驮一百斤，路程一百里，脚钱一百文。黄河运输百斤百里，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黄河上水航运只相当于陆运的1/6，下水相当于陆运的1/16。因此只要能使用黄河运输的地方，官府尽量采用水运物资。
唐末都城由长安迁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黄河漕运又发生重大变化，来自山西汾河谷地粮食过黄河，再不转渭河西运。而运至三门峡，转陆运，再转黄河运至汴京。北宋仁宗时期，西夏不断攻扰陕西边境，陕西沿边常驻重兵防守，军粮供应多来自汾河谷地和关中，通过黄河小北干流水运陆转，送抵延州、府州等边地。黄河上漕运与边防守备密切相关，没有黄河上漕运，北宋就难以在陕北守备，就不能和西夏维持长时间和平的局面。
金国占据北方后，延续着北宋时期从陕西、山西运送粮食到中原传统，《金史·河渠志》记载：定国节度使李复造舟船运陕西粮食，自大庆关（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西岸）沿黄河顺流而下，直抵湖城（在河南灵宝县西）。除军粮运输外，金政权移都汴京（时称南京）后，宫殿、城市建筑用材，很大一部分来自黄河北干流沿侧。《金史·郑建充传》记载：“是时营建南京（汴京）宫室，大发河东（今山西）、陕西材木，浮河而下”。
明代沿长城一带陕北驻军的粮食供应，多来自山西、河南，很大程度依靠黄河漕运，但规模有限。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槽运发展达到顶峰。那时，黄河航运可以说是南来北往，络绎不绝，形成一幅繁华热闹、船来舟往、人声鼎沸的繁荣局面。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亲巡西安府，路过晋、豫，看到汾、渭两河直与黄河相通，而河南府（洛阳）居各省之中，水路四达。第二年康熙下旨，让截留漕粮，积储备用。若山、陕需粮，即可修造船只，由黄河挽运。接到命令后，陕西巡抚鄂海，就专门考察了黄河，以及渭河、汾河运道。黄、渭、汾航道得到相应的治理。鄂海还针对当时陕晋商旅一般宁舍水路而走陆路这一问题，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陕西所造船只是方头平底，无舵无篷，而水手又不善于操舟，延误运送时间所致。因此，他建议在江南雇人造船，练好水手，造出有舵、有篷、适合当地水性的船只，并令本地无论商人、百姓均仿此制造，练习操作。黄河小北干流运输大为改善，大宗运输接踵而来。
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陕西发生饥荒，曾挽运豫粮10万石，运至潼关三河口，分发至黄河、渭河、北洛河沿河各地仓敖，以赈济饥民。清代黄河上大宗运输除了粮食，还有食盐、煤炭、木材。陕西主要食用晋南的解盐外，还有陕北、宁夏、内蒙古的池盐等。它们每年通过黄河运输量非常大，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起，沿黄河内运的盐，每年500船，载1400万斤。煤炭运输也是大宗，乾隆时所修《同州府志》记载当时陕西水上煤炭运输情况说：“石炭，龙门内上峪口皆有，荒山绝壑，穿穴以出，负担驴骡，络绎于道。每岁十一月，舸艓连尾上下，浮于河，由韩而郃、而同、华，载以易粟，岁以为常”。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应奎撰《韩城志》记载：龙门煤炭“每数十百艘连尾上下，自渭达于长安、盩厔、鄠以西，载以易粟”，煤运相当兴盛。清康熙四年（1665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豁免了韩城县的沿河津渡炭船税，鼓励航运事业的发展。
从晋贩卖至关中的生活、生产用品运输也基本依靠黄河。光绪《平遥县志·杂录》记载：“晋之炭、铁、枣、酒及诸土产之物，车推舟载，日贩于秦”。光绪《鄠（户）县乡土志》也说：“铁货，如铁钉，铁销之类，除自制外，由山西泽州、潞安等府，水运至河口（三河口），由河口陆运至户，每年共销六七万件。铁铧由山西河津樊村镇水运至咸阳，由咸阳至户，每年共销十万余叶。铁锅由山西水运来，每年约销五百口”。户县很多土特产品也通过渭、黄、汾水路运往山西省，如乌药（年销五六十万斤）、藕粉（年销20万包，每包14两），松柏枋板（年销七八百副）。光绪《华州乡土志》载：“其输入品则煤铁之舟，泛于河、渭，来自山西”。此类记载遍布关中各地县志记载。这些充分体现了黄河小北干流运输的重要性。
民国成立后，黄河航运管理分散于陕、晋、豫三省，管理杂乱无序。直到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成立，黄河航运管理才走向正轨。李仪祉先生是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李仪祉在黄委创办的《黄河水利月利》中，对黄河航运写了多篇文章，强调了航运便利性。李仪祉说，陕北之皮毛，神木之盐，延长之石油，晋省之棉花，韩城之煤，都是黄河沿岸的物产，但苦于运输成本高昂，难以远销，应以黄河航运为根本，使得它们得以外销。
西安省城煤价奇昂，即转运不便之故。在李仪祉先生倡导下，陕西省组织从韩城禹门口以下，利用民船运煤，水程280里，三、四日达于三河口，再西溯渭河，至西安省城以北30里的草滩镇。溯渭河而上时，三船一运，装煤二三十万斤，极大缓解了西安城缺煤之苦。有人会问，为何蒲城、白水、铜川都有煤，西安为何不多用，而多用韩城煤？因此上三地，转运困难，运输成本奇高，韩城从黄河水运到西安每吨煤售价3。77元，而从蒲城运煤到渭河边，陆运每吨运费就高达4元多。后来为了方便运输，从白水到渭南渭河边修建一条轻便铁路，才使得运输成本大为降低。
黄河航运占据着关中内河首位，据上世纪30年代陕西省渭、黄、洛三河航运总量统计，某年通过对棉花、水烟、药材、牛皮、牛毛、茶、盐、煤、炭、煤油、布、铁、柿饼、食粮、杂货、京货、面粉、麦、麻等19种物品调查，渭河运输为5260吨，黄河运输为34784吨，洛河运输为3910吨。黄河运输量是渭河的6倍。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小北干流船运发展很快，建国初期，在潼关至禹门口一段黄河经营航运还是很繁忙的。合阳县百良镇岔峪村74岁老人雷昌乾回忆说，他小时候黄河南北通行的船是很多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主要运送韩城的煤和木材，还有秋、冬、春季节，将韩城、合阳的一部分农产品，经由潼关船运至渭南交有关部门收购，然后转运西安。下水船都是装的满满的，上水船基本都是空船，逆水而上由纤夫拖曳上行。雷昌乾回忆，十数名或数十名船夫拽着纤绳，四肢着地，纤绳压筋勒骨，蹒跚而行。落滩是指大货船遇到浅滩搁置不能行动。船卧滩后，无论天气冷暖，船夫与纤夫们均要下水把沙石挖开，开辟航路。就算寒冬雪后，纤夫也要下水赤足拖拉，十分辛苦。
1962年关中内河航运管理处改为关中航运公司后，根据三门峡水库设想的发展蓝图，曾计划在潼关至韩城间开辟机船航运，并进行试航，由于黄河泥沙含量剧增，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使水路交通通往困难。试航未获成功，加上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黄河小北干流段航运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变成停滞。1985年，恢复了韩城、合阳、大荔、潼关四县境内的航运码头，并对禹门口—潼关间的黄河航道治理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同时，建立了潼关黄河造船厂，试制适应黄河小北干流特点的超浅机驳船和钢质机动船，但均未获得多少成功，黄河小北干流航运仍然处于基本停摆状况。
时光荏苒，如今随着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等运输业的发展加上黄河自身原因，使得如今黄河航运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黄河航运无疑在陕西乃至全国的航运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并将铭刻在历史和时光的巨轮上，昭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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