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传染病隔离战持续了两千年，最终以“天刑病”的销声匿迹宣告了我们的胜利。
实际上，古代中国人平均每6年就要面对1次大规模的疫病威胁。
那么，在科技和医疗保障措施都不那么先进的情况下，我们的先人如何“战疫”？
1
要命！平均6.1年爆发1次！
瘟疫，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极其重视的大事，稍有规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记录在册。
公元217年（汉末建安二十二年），江淮地区发生了一次重大疫情。
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描述了这场灾难：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当时站在中国文学高山顶峰的“建安七子”，有5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王粲）死于这场瘟疫。要知道，瘟疫之前，“七子”中的另外两位已经先后故去。
可以说，这场大疫在夺走无数人生命的同时也重创了文坛，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盏璀璨之灯为此转暗。
那时候，由于医学知识有限，很多认为瘟疫是鬼神在兴风作浪所致，只针对穷苦人家，豪门贵族染病者非常罕见。于是，老百姓为求自保，纷纷插桃符“驱鬼”以防病、求平安。
大文人曹植认为这种说法很荒唐——瘟疫之所以发生，是自然界阴阳二气失调导致的，根本没有什么鬼神。
“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更严重的一场瘟疫发生在明朝末年。
当时，北方大旱造成大面积饥荒，百姓四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树皮、草根吃完了，饥不择食的人们就捉老鼠吃。
要命的是，无处觅食的老鼠体质变弱，自身携带的病菌较平时增多；加上当时天气很旱，鼠洞里温度升高，鼠疫杆菌大量繁殖。
于是，鼠疫爆发，仅1644年北京一地就有30%人口丧生！
当然，古代中国人遭遇的瘟疫绝不止上述两个案例。
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救荒史》，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科学地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专著。
作者邓拓根据史籍记载统计出中国古代各时期发生重大疫情的大概数目：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王玉兴教授在2003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疫情年表》中列出了更详细的数据：
从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在这2154年里，中国发生重大疫情共352次；
其中，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
平均6.1年发生一次重大疫情，后期频率更快，到了清朝，这个数字是2.3。
这个频率很可怕！
怎么办？
2
古人的办法，迅速隔离！
《周易》虽不是医书，却最早提出了“隔离避疫”的理论，其中很多卦辞都涉及这方面内容，如：
离卦之九四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困卦之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大意是瘟疫突发，一定会造成严重伤亡，令人恐惧，人们纷纷避开。
节卦第一爻辞：不出户庭，无咎。
丰卦六二爻辞：往得疑疾。
大意是瘟疫发生后，只要不出门，疾病就不会传播，也就没有危险；如果不隔离而前去，就可能染上可疑的疾病。
孔夫子的得意门生冉耕，字伯牛，春秋末年鲁国人，为人正派、品德高尚，与颜渊并称，名列“孔门十哲”。
有一天，冉耕病了，孔子前去探视，然而，到了地方，只是隔着窗户跟学生说了会儿话就走了。
这可不是孔夫子形式主义敷衍了事，而是懂得防疫——冉耕的病可能传染，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离”。
注：出自《论语·雍也》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黄帝内经》把这种防疫隔离理论阐述得更加具体。
黄帝曾问岐伯：“我听说五疫发病，可互相传染，不论大人与小儿，症状都一样，若不用上法治疗，怎样能使它不互相传染呢？”
岐伯回答：“要想不被传染，首先要做到正气存内、增加抵抗力；其次是避其毒气，避免接触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其中鼻子是最重要的地方，很多传染病都是通过呼吸传入的。”
注：出自《黄帝内经·刺法论》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天牝，指的是鼻子。
“养内避外”成为古代应对疫情的重要理论依据，一旦发生瘟疫，人们对染疫者通常都要先执行隔离，然后再进行治疗。
为了防疫，居家隔离的做法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
西晋时有一项规定，如果大臣家里感染瘟疫的人数超过3人，即便他自己即使没有发病也不能上朝，必须在家隔离，时间不少于100天。
这个隔离期实在太长，谁都会觉得憋得慌。
当然，算盘打得精的官员比较乐观——拿着俸禄不干活，岂不是美事一桩？
这样一来，大家都带薪休假去了，公务就没人管，要紧事可耽误不起！直到人事部部长（吏部尚书）王彪之提出缩短隔离期的建议，100天的超级长假才宣告终结。
注：出自《晋书·王彪之传》
“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人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
3
制度、立法、机构早就有
居家隔离虽然便利，但要做到严格执行，必须有其它措施予以保证。
智慧的中国人早就建立起疫情报告制度。
秦朝时规定：乡里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典甲有责任调查和迅速上报，朝廷根据疫情派来医生检查和治疗，并对相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
注：出自《云梦秦简·疠》
“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
典甲，秦朝时的乡长，管辖范围约百户，相当于后来的里正。疕，头疮。
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将会被送往“疠所”进行隔离治疗。
注：出自《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
“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
城旦、鬼薪指犯人。
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关于防治“毒言”的立法。
“毒言”指的是患有烈性传染病的人。知情者应主动断绝与“毒言”者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不用同一器皿。
注：出自《睡虎地秦简·毒言》
“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牒背。讯丙，辞曰：‘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宁毒言，以卅余岁时迁。丙家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兄弟及它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丙而不把毒，毋它坐。”
到了西汉，出现了专门的公立“传染病医院”。
公元2年（汉平帝元始二年），朝廷辟出空宅，把病人集中起来给予公费医疗，不仅如此，还赐安葬费以便及时安葬死于瘟疫的人，一方面减少疫情传播，另一方面抚恤活着的人。
南北朝时期，齐太子萧长懋等人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用来收治需要隔离治疗的病人。
在繁盛的唐代，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朝廷设有养病坊，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构，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当大的疫情发生时，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任务。
宋朝的将理院、元朝的广惠司、明朝的惠民药局等，都是样承担隔离治疗的官办医疗机构。明朝时，各州、府、县普遍设立惠民药局，抵御疫病的能力大为增强。
4
民办防疫机构发挥大作用
为应对疫情，历代朝廷都做了很多努力。但传染性疾病集中爆发后，需要隔离治疗的人成千上万，仅靠官府力量难以承担。
于是，各路民间力量就参与到共同救治行动之中。
唐朝时，许多寺院都参与到隔离防疫救治中，其机构一般称为“悲田养病坊”，宋朝以后，细化为“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安乐病坊”等，承担着防疫、治疫的使命。
1089年，苏轼刚任杭州知府，杭州地区就爆发了一场大瘟疫，一些药铺、医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药价，大发不义之财。
人们四处求医，却在高昂的医药价格之下望而却步。
这位大文豪意识到，必须尽快创办一家“贫民医院”以解百姓之苦。办医院需要大笔资金，没有钱寸步难行。苏轼拿出自己平时节省下的“办公经费”2000贯钱和多年积蓄下的50两黄金作为启动资金。
还是不够，他决定搞一次募捐。苏夫人首先站出来，卖掉陪嫁的首饰力挺老公。
在这对贤伉俪带动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终于建起一所安乐病坊，集中收治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5
古代“隔离期”怎么过？
在古人看来，被隔离起来的病人应该注意哪些地方呢？
饮食宜清淡。
晋代医学家葛洪认为，隔离治疗的病人，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他在《肘后备急方》中指出：“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清代医学家王学权在《重庆堂随笔》中则提出：“宣气之法，不但用药为然，如衣被宜洁净，饮食宜淡泊。”
通风得做好。
有些病人一旦被隔离，就关门闭窗，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实际上，古代医学家早就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
明代医学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
“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同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
接触要减少。
一旦被隔离，为减少传染，病人尽量不外出。清人郑光祖在《一斑录》中指出：“历观时疫之兴，必甚于俦人广众往来之地，罕至人家深庭内院，故养静者不及也。”
探视须谨慎。
传染性强的病人，隔离期应禁止医生以外人员探视；病情稍轻的，也尽量不去被隔离之家，非去不可时，一定要更加注意。
清代医学家陈耕道在《疫痧草》中列出了“五宜六不宜”：
“凡入疫家视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
6
麻风病，史上最漫长隔离战
麻风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在古代，这种病极难医治又极易传染，所以民间称之为“天刑病”。
这当然不是什么“天刑”，麻风病是由自然界中一种分支杆菌侵犯人的皮肤和周围神经系统，从而引起皮肤损害和肢体畸残所形成的疾病。它的传染性很强，潜伏期又能长达数年，因此，与结核病、梅毒一起被称为三大慢性传染病。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与麻风病作着顽强的斗争，在特效药没有发明出来前，将病人隔离起来几乎成为各个时期共同采取的一项措施。
唐朝僧人释道宣所撰《续高僧传》记载，568年，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在河南汲郡西山寺设置病坊，用以“收养疠疾”，其中主要是麻风病人，病坊中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写出这样流芳千古之优美诗句的唐朝大诗人卢照邻就是一位麻风病人，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卢照邻曾作《病梨树赋》，以树作比方，倾诉难忍的病痛：
“尔其高才数仞，围仅盈尺，修干罕双。枯条每只，叶病多紫，花凋少白。夕鸟怨其巢危，秋蝉悲其翳窄。怯冲飚之摇落，忌炎景之临迫……”
因为此病，才华横溢的他不得不放弃大好仕途而早早退职。连医圣孙思邈都束手无策，结果，他病得越来越严重——不仅双脚萎缩，一只手也残废了。最后，不堪疾痛折磨的卢照邻投身颍水，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不过，先人从未放弃过与麻风病的斗争，以后历朝历代，人们建起贫子院、麻风寮等专门医院，用以隔离和治疗麻风病人。
经过不懈努力，医学水平快速提高，两千年后，麻风病最终趋于绝迹。